你的爱情损伤了我，而又使我甘甜

今天推的这首诗作者伊巴博罗，也译作伊瓦尔沃罗，是乌拉圭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女诗人之一，被誉为“美洲的胡安娜”。她的诗歌以歌颂爱情、自然与女性身体之美著称，风格热情奔放，同时带有鲜明的感官色彩和拉丁美洲本土气息。

她本名胡安娜·费尔南德斯·莫拉莱斯，1892年3月8日出生于乌拉圭东北部小城梅洛。1914年（一说1915年），与陆军上尉卢卡斯·伊瓦沃罗结婚，并随夫姓，从此以“胡安娜·德·伊瓦尔沃罗”之名步入文坛。

胡安娜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作过程：诗的第一节往往像闪电般降临，有时是某种情绪的触发，有时毫无来由。随后她像遵从某种“神秘口授”般继续写下去，这些诗通常无需修改。她追求最大程度的表达简洁，认为每个诗人心中都有一座“采石场”，需要自己去挖掘和打磨。

尽管在公众面前光芒四射，她的个人生活却并不顺遂。有资料提到她曾遭受丈夫和儿子的家庭暴力，并一度对吗啡成瘾。晚年的她深受疾病与亲人离世的影响，于1979年7月15日在蒙得维的亚逝世。

今天推这位诗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在阅读翟永明最新出版的散文集《旧酷年华》时，在一片《手抄本琐忆》的文章中，读到了这位诗人对翟永明写作的影响：“当我身陷痛苦和沮丧的时候，胡安娜·德·伊瓦尔沃罗的诗给了很多的慰藉，也给了我李量和启发”。她还特别提到了这首手抄在自己笔记本里的诗，并承认“就这样，拉美女诗人的诗歌通过手抄的形式，直接影响到我的写作”。

读睡特意摘选一段翟永明的《手抄本琐忆》，让大家更多了解那一代诗人在手抄本时代的阅读方式，以及如何影响他们的写作。

手抄本琐忆（选摘）

翟永明

70 年代热爱文学的人中，谁还没有一本手抄本呢？ 

那个年代能到手一本心仪的书，能找到一本闻名已久却无望读到的书，是极不容易的。有时，突然从朋友那里拿到一本破烂却珍贵的书，但限于时间，只能匆匆掠过。不过对文学的渴求是无止境的，越是思想匮乏的时候，越是饥渴难耐。于是许多人拿到一本好书时，不是第一时间阅读，而是赶快拿出一本空白笔记本，从头到尾抄录起来。

在当时，任何一本旧书，只要不是我们唾手可得的、躺在新华书店的小说，都如同珍宝。所以，有人会完完整整地手抄一本厚厚的长篇小说，而这本手抄的长篇小说也会视如珍宝，在有同好的人中偷偷流传。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手抄，是为了长久的拥有，也是为了给别 的人分享，而在这一过程中，也成了加强记忆的方法。

我虽然当年也爱读小说，但更爱的还是诗歌。所以，中学时期我有过好几个笔记本。一本用来抄录当时极其珍贵的古典诗词，一本用来抄录同学中流传的外国诗选， 比如《普希金诗选》《雪莱诗选》《雨果诗选》等。这些外国诗选大多是民国时期出版的，后来基本被毁。  

...... 

80 年代初，禁书时代已经过去，新华书店里终于有了外国文学书籍。我也曾在拥挤的人群中，去买那些以前 不敢想、不敢拥有的文学书。但是，那几年大部分出版的 都是 18、19 世纪的作品，诗歌与小说都如此。同时期的翻译作品少之又少，以至于偶尔在朋友处读到现代诗歌， 便惊为天人，依然会借来抄录。于是，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笔记本，专门用来抄录现代诗歌。

那时，值得我抄录的，多是并未出版但在一些杂志上发表的外国现代诗歌，如当年最流行的《外国文艺》《世界文学》等。而且，这些杂志有时也会翻译一些诺贝尔奖得主的作品。我正是在这些杂志上，首次读到后来脍炙人口的现代经典诗歌的。我已习惯了抄写诗歌，即便有了杂志在手。有时也会把喜欢的诗抄在那本手抄本中，以便集中阅读。

抄录现代诗歌的笔记本是桔红色塑胶皮的，这也是以前《语录》所常用的方式。上面有“上海”两个字的手写中英文，应该是我大学毕业分配到西南技术物理所后，第一次去上海出差时买的。时间看来是 1981 年左右，那时也正是我开始有大量时间和兴趣，关注现代诗歌的时候。

笔记本上第一首诗是 狄兰·托马斯的《序诗》，下面第一次有了译者名，叫兰尘。第二首诗是康拉德·艾肯的《争吵》，再往后面也是他的一首《晨歌》，不过副标题注明是《沈灵的一生》中的一节。

这首《沈灵的一生》，我猜测是一首叙事长诗。当年我很喜欢，一直无来由地猜测诗中的“沈灵”是一位中国女性。代入中国女性之后，我对这首诗有了自己的理解。事实上，诗中并没有具体写到“沈灵”，只是过上几段，就会来一句“这是早晨，沈灵说”。没有原文，后来也没读到过这样的一首译诗，这让“沈灵”变得非常神秘，而且使得这首外国诗变得比其他外国诗更独特，更有异质性。

过了许多许多年，西方现代诗人的翻译作品已经多到无一遗漏，但我从未看到有人完整翻译过《沈灵的一生》。可以说，除了在我的手抄本上，我几乎再没看到过关于这首诗的任何消息。我从何处抄来的这首诗，也已成为未解之秘。直到写这篇文章，我又去查了一下网络，网上依然没有任何关于此诗的报道。遍寻不得，最后我用DeepSeek 搜索时，才得到些许答案。

康拉德·艾肯的确写过这样一首长篇叙事诗，是他 1931 年匿名发表的。《沈灵的一生》是由六十七首连续的十四行诗组成的宏大诗篇，是与艾略特的《荒原》一样，属于探索现代人精神困境的里程碑式的作品。而且，“沈灵”这个名字是英文“Memnon”的译文，也就是说，沈灵其实就是希腊神话里鼎鼎大名的阿伽门农。知道这个并没有神秘感的结果后，我不禁大为扫兴。

不过，DeepSeek 提供了一个重要说法，“沈灵”实际上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门农转世版”，表现了作者对现代都市生活感受到的混乱、异化及疏离感。整首长诗就是试图用艺术的秩序来整合现代经验的一次宏大尝试。可惜的是，据说由于原作庞大且晦涩，并没有被完整地翻译成中文。所以，不知道我笔记本上的这一节诗，是否也成为《沈灵的一生》在中国的孤本？而且由于历史原因，我甚至不知道译者是谁，想想还是很遗憾的。

理所当然，这本外国诗手抄本上也少不了有艾略特的诗，我抄过《荒原》，也抄过《空心人》。在手抄本的后面部分，我全文抄录过华莱士·斯蒂文斯的《观察乌鸦的十三种方式》。这首诗，当年影响过不少青年诗人，也影响过国内的视觉艺术家。

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在当年是受到青年诗人热捧的作家，我的笔记本上有五首他的诗：《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当我天生的五官能看见》《通过 绿色的茎管催动花朵的力》《拒绝为一个被火烧死的孩子 哀悼》《没有大海，光就降临》。前面三首非常有名，我在后来的译本上也都读到过不同的翻译。如《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海岸译为《死亡也不能一统天下》，可能是更合适的。不过，那时我特别喜欢《通过绿色的茎管催动花朵的力》，那种节奏感和语言的推动力至今仍深深地吸引我。我感觉老派的译者似乎更在意音乐性的处理，他们更倾向于在音律上找到适合的地方，不动声色地押上韵脚。而年轻的译者则更自由、更现代地进行译文处理。

......

除了这些著名诗人的诗作之外，手抄本上还记录着我当年抄过的、少之又少的女诗人的诗。其中有一位智利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她的诗我印象很深。那时候，诺贝尔奖得主中，女作家寥寥无几，女诗人就更少了。所以，米斯特拉尔让我很感兴趣。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有多重身份：诗人、外交官、教育家、拉丁美 洲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也是最早的女权主义者。

还有一位被我抄录并背诵过的，是被称为“第十位缪斯”的乌拉圭女诗人胡安娜·德·伊瓦尔沃罗的诗。她的诗翻译得很少，当年我是在朋友的笔记本上读到的，然后，我又从朋友的笔记本上抄录过来。是朋友自己翻译的，还是朋友抄的，我已记不太清楚。毕竟，当年最重要的是诗歌文本本身。那时许多手抄本中抄录的诗歌都是业余爱好者自己翻译的，并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有些翻译并不准确。翻译者误翻、读者误读，从而推进了 80 年代的外国诗歌误读史；这样的误读，也推进了 80 年代的当代诗歌进程。

那时，我在西南技术物理所工作了两年多，家庭与单位的各种矛盾和压力让我喘不过气来。当我身陷痛苦和沮丧的时候，胡安娜·德·伊瓦尔沃罗的诗给了很多的慰藉，也给了我力量和启发。我至今还能记得的是下面几句：

我向上生长只是为了你

砍下金合欢的树枝

就是要求毁在你的手里

就这样，拉美女诗人的诗歌通过手抄的形式，直接影响到我的写作。在写出组诗《女人》之前，我曾经写过一些过渡性的诗作，其中一首持续高烧之后写作的《错乱》被我收录在我第一本自己油印的同名诗集中，也是由我当年的同事小张打印的。可惜的是，这本《错乱》印得很少，很早就逸失了。《错乱》这首诗意味着一种变化，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写道：“从这首诗以后，我的内心和写作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我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和多年来困扰与窒息我的内心纠葛，都在向上生长，似乎要从四面八方冲出我的躯体。”写作的冲动也一直向上生长，直到有一天，从心底突然升起两个字：“女人”。

抽屉里最后一本手抄本，应该是抄录于 80 年代初期。

为什么断定是 80 年代初期呢？因为这个笔记本封面是绛色的，书有花体字“新山城”三个字。当年的笔记本常用地名来命名，究其原因，当年的人们很难有机会旅游，出门住宾馆也需要介绍信。所以，别的城市都具有一种神秘的魅力，而出版社也通常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至于为什么说最后一本呢？因为在当年抄录时，都是一整本笔记本抄完后，才换一本新的。毕竟那个年代，笔记本也不是便宜之物。而这本手抄本，只有一半抄录了诗歌，而另一半是空白。

想必是因为到了 1983 年左右，国内文化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各大出版社竞相翻译和出版国外名家诗集。我也跟当年的文艺青年一样，频繁地出入当时的新华书 店，寻找最新的国外文艺作品，成了新的爱好，也就不再需要像从前一样费力手抄了。至此，手抄本这一阅读形式也就算寿终正寝了。

[选摘自翟永明新书《旧酷年华》之《手抄本琐记》，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