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当代汉语诗歌中的口语诗潮流，常以粗鄙、琐碎、私密的语言，让私人经验、边缘经验与身体经验争取公共表达的资格。它的一种重要潜能，是使说话者能够拒绝被强加的庄严姿态与抒情角色，并将这种拒绝转化为可供他人使用和回应的表达资源。

伊沙曾把口语诗传统上溯至北岛的《履历》，因为那句著名的粗口：“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胡子就长出来了。”这一追溯的巧妙之处，在于把口语诗从“现代诗的败坏者”，重新解释为现代诗内部某种突破的继承者。不过，将粗口带进诗歌，并不必然只有一种诗学方向。北岛之前，已经有人在古典词体中做过一次性质不同、却同样值得考察的尝试。

二十八画生的《念奴娇·鸟儿问答》于1976年初公开发表，署作于“一九六五年秋”。冯蕙依据手稿、书信与日记考证，认为初稿当写于1965年7月上半月，此后又经过修改。公开发表的同年，这首词被谱曲，得到广泛传唱。

词中既有古代典故，也有当代政治指涉。鲲鹏与蓬间雀的对照取自《庄子》，而雀儿口中的“三家条约”，指向1963年8月5日美、英、苏在莫斯科的会谈。这次会谈讨论北约—华约互不侵犯等欧洲安全议题，并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除地下核试验外的所有核武器试爆。条约降低了核对抗风险，刚刚在前一年度过古巴导弹危机而心有余悸的国际秩序制定者，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

“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也有现实来历。1964年4月，赫鲁晓夫最后一次正式访问匈牙利，对布达佩斯约八千名工人的讲话时说道：“如果只能向人民许诺革命，就该问问，一顿好的古拉什（goulash，匈牙利的一种牛肉炖菜）是不是更管用。”这样的表述被当时的中方概括为“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讥讽其以物质福利取代革命斗争。

被塞进同一首词的，不但有古典神话、外交条约和一道菜谱，还有“还有”“了”“再加”这样的口语虚字，末尾更是大胆爆出“放屁”这样的粗口。“不须放屁”就是“少胡说”。“不须”是书面语，后边却跟着“放屁”，一次语体短路，戏谑与轻蔑就跃然纸上。

事实上，早在1956年波兰十月危机中，中方就明确反对过苏联以军事力量解决波兰问题。同年底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公开指责苏联处理兄弟国家关系时的“大国沙文主义”。1968年华约入侵捷克斯洛伐克，8月23日《人民日报》直接批评苏联 “赤裸裸的武装干涉”，认为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安全”实际上是在主张苏联有权决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道路。

就在“三家条约”签订的几乎同时，1963年7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了《中国政府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的声明》，宣称英美苏的真正目的是达到核垄断。1964年10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硬生生走出一条“吓倒蓬间雀”的独立发展道路。

贺桂梅曾如此解释这首诗里 “背负青天”的宏大视角：“这种宇宙时空的想象，紧密地联系着这一时期毛泽东诗歌创作两个相反相成的主题，就其批判的一面是‘反帝反修’，就其理想的一面则是‘世界革命’。这一革命超越了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而在真正的全球、世界视野中展开，由此，‘宇宙’取代‘江山’/‘山河’成为想象世界的更大载体。”

而在这样的视角下，批评并不只是彼此攻伐的政治工具，也可以成为一种不断超越既有位置的政治要求。就在1956年那篇批评苏联武力处理波兰问题的文章《再论》中，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自我警惕：“虽然我国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百年间成了被侵略的半殖民地，虽然我国现在还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但是在条件变化以后，大国主义倾向如果不竭力防止，就一定会成为严重的危险。而且应该指出，目前这种危险在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中已经开始露出了苗头。”

这首词所反对的，正是一种替他人安排秩序的霸权。国力、革命资历、意识形态领导权乃至共同安全，都不能兑换这样的资格。它提醒我们，新中国筑基怎样一种国家想象之上：要成为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国家，却不是帝国；要进入世界政治，却不是与另一个大国共同替世界作主。

今天重读《鸟儿问答》，仍觉得有意思。它让我们看到，口语进入诗歌，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审美趣味的变化。那些粗鄙、轻慢、故意不肯体面的语言，本来就可以承担高度政治性的工作。

这种对于既定语言秩序的不驯，也许恰好与这首词所置身的另一种革命想象遥相呼应：革命不是取得一个稳定位置之后便宣告结束，而是不断要求人越出已经获得的位置，重新面对一个比自己更大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