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不知道爱情，不懂得同情，并觉得那让人“赞不绝口的幸福”是一条荒僻的河流，像“萤火虫之光”那样若有若无；或者能打开幸福之门的那把钥匙，甚至只能是“忧郁”。尽管无数世纪的人都在谈论着什么是幸福，结果却是无效的，就好像你没办法向一个盲人描述花朵的颜色。

人从本质上失去了感受幸福的可能。一种极度悲观和“虚无”的生命意识，无怪乎有俄罗斯评论家认为格·伊万诺夫“是一名比法国人超前多年的俄罗斯存在主义诗人”。

下面，请允许编者将诗人、译者汪剑钊《俄罗斯侨民诗歌第一人》（《我把绝望变成了一场游戏》译序）的一段话摘引到这里，作为今晚的荐诗。这段话所引诗人关于“幸福”的诗歌正好作为今晚这首诗的互文，佐证着诗人的“幸福”观。（流马）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俄罗斯侨民文学的上空弥漫着一种特殊的情绪和氛围，那就是“巴黎情调”。据说，“巴黎情调”是由诗人波普拉夫斯基界定的：“它形容的是年轻诗人的一种形而上的心态，将‘隆重的、光明的和绝望的’色调融为一体。”

这一情调来源于对世界的悲剧性感受，它发现了人与现实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受此影响创作出来的诗歌在生命与死亡之间挣扎，其内容则是“人的宿命感与对生活的敏感两者的冲突”。

19世纪的“恶魔诗人”莱蒙托夫被引为他们的先驱，而格·伊万诺夫也在自己的创作中多次向这位前辈表示过敬意。生活中的无力感和分裂感让诗人觉得幸福似乎是远离尘嚣的奢侈，那是幼稚的儿童才会相信的某种幻象，犹如水面溅起的水花或必将融化的流冰：

不存在幸福，可怜的朋友。

幸福从手中滑落，

像一粒石子掉进大海，

像一尾金鱼溅起水花，

像一块流冰漂向南方。

不存在幸福，我们也并非儿童。

这就需要有所选择——

或者活着，像世间所有人一样，

或者去死。

需要指出的是，成熟期的格·伊万诺夫在创作中流露了对世界、对传统伦理、对伪理想主义的怀疑意识，其世界观和人生价值定位也出现了转型。于是，他开始在写作中挖掘生命的悲剧性本质，其作品充满了“蓝色的黑暗”“冰冷的太阳”“雪的尸衣”“苦役的黎明”“忧伤的竖琴”等意象，甚至连永恒也失去了固有的稳定性，可能会像玫瑰花瓣似的一片片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