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诗人豪格，务农的好手，一辈子扎根冰天雪地的北欧农村，种苹果。他的短诗《大铁锤》这么写道：“我只是一把/大铁锤/我就戳在这儿。/你们有难事/就来找我。”只两个短句，朴实、沉默而可靠的理想人格就跃然纸上。

可在城市里，恐怕见不到这样的人物。混凝土浇筑的大楼是个巨大的捣蒜罐，一个赤子将被捣碎成二十个卑劣小人，一个阳光大男孩将被捣碎成一百个眼神回避的loser，一个男子汉将被捣碎成一千个扶着电线杆、佝偻着背的醉汉。

王春天这首诗里的醉汉，真的拎起一把“大铁锤”。他晃晃悠悠，却大言不惭，声称要用这把铁锤搞点破坏，做一个日常生活的“恐怖分子”。他做得对，正是那些被系统许诺的温柔乡和被系统准允的不疼不痒的悲伤，让被系统捣碎的人竟然选择了容忍。

这狗日的系统如此严丝合缝、密不透风，任何余地都被丈量过，每秒时间都被计算过。现实就像那些科幻片所展示的：逆反的每一种可能性都被系统操演过，那些bug已经被修复了。要活下去，发疯是必要的，酒不过是借口。或许这正是诗里每一锤都那么大快人心的原因吧，他在替我们发疯。

这首诗最有趣的是它的音乐性：它竟然如此密集地押着韵。然而这些韵脚不像刻意为之，倒像是醉酒时顺拐的碎步那样不由自主，换韵则是勉强调整失控的身体重心。这韵律感几乎是在复写迷醉本身，也因此赋予作品一种微妙的戏剧性：这些荒唐言，似乎在酒后乱来的豪言壮语和异常清醒的自嘲、戏谑乃至挑衅之间摇摆。你得以看到一个人的脆弱，看到虚妄癫狂之后的诚实与执拗，也因此不忍苛责，得以获得某种力量，扶住他，和他站在一起。

话说回来，那位醉汉手里“生锈的铁锤”到底是什么？当然不是豪格想象的金光熠熠的饱满人格，更像是些破碎之物，被勉强拼凑在一起。那是些可贵的东西。此刻，朋友们，请举杯，敬大伙的每一寸执拗，每一次发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