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用一片大海换取最后的思绪，这样便不会留下任何遗憾

人可不可以在记忆中构建一个从未去过的空间？

当挤逼的现实让我们无处可避的时候，我们可以无数次的在脑海中临摹它、唤醒它、走进它，就像走进我们素未蒙面的故乡。

我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有这么一个空间。那是一整片没有岸的湛蓝，走进去，像一个赤身裸体的孩子，被翻涌的浪花温柔地包裹着。天地如此广阔而又不可接近，赤身裸体拉近了我与自然的联系，却使我与人群隔得很远。

我会感觉到熟悉，像回到羊水中晃荡的熟悉；我会感觉到陌生，像回到羊水中晃荡的陌生。

这种隐秘的想象与渴望，在读完托马斯·布拉施的诗句后达到了顶峰。这首诗给我一种久违的、深深的放松。它就像我幻想中的那片开阔海域，安静地接纳了我的所有不安和焦虑。

为什么一首关于“不再存在”的诗，反而能给人带来如此巨大的安全感？

米兰·昆德拉在《不朽》中的一句话或许可以作为注解：“存在本身是美丽的，但作为自我的存在，却令人无法忍受”。在昆德拉笔下，要培植“我”的独特性有两种方法：加法，不断往身上叠加属性、标签、政治立场，试图在世界的目光中留下印记；减法，不断剥离社会属性、记忆和形象，最终走向本质和纯粹。

加法注定是一场悖论。我们拼命往身上叠加标签，渴望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为了证明这种独特性，向全世界宣讲这些标签。

于是，我们变成了某个口号的宣传员，某种品味的鼓吹者。越用力，就越是在向他人发出邀请：来吧，和我一样。刚刚建立起来的“我”，转眼就被无数模仿者稀释成一张越来越模糊的脸。

而且在这个时代，我们的自我早已不再由自己定义。那些广告商、媒体、消费制造者，他们比我更清楚我应该渴望什么、恐惧什么、炫耀什么。那些自以为在表达独特自我的姿态和话语，早已在无数人身上重复过。我们不是它的主人，而是它的傀儡。

对于布拉施这样被历史反复碾压过的流亡者而言，减法不只是一种哲学上的选择，更是一种近乎救赎的必需。

当一个人的名字被东德的秘密警察记录在案，当他的书被西德的出版社包装成“年度文学发现”，当他的面孔被贴上“异见者”或“一代人代言人”的标签在公众视野中反复传播———他会发现，“自我”已经沉重到难以忍受。剥离“自我”，意味着不再是谁的叛徒、谁的英雄；抹去记忆，意味着那些被迫害的创伤、被追捧的眩晕，统统被冲洗干净。

“这样，当我不再存在时，

便不会留下任何东西，

便不会有人憎恨我，

便不会有任何遗憾。”

我们没有经历过冷战、流亡或体制的迫害，但那种在无数个深夜里想要从自己身体里逃出去的冲动，却如此熟悉。布拉施的这首诗像一面冰冷的镜子，照出了那个被层层包裹的“自我”，是何等的疲惫。

如果所谓“自我”本身就是牢笼呢？如果真正能让你获得安全感的，不是你筑起的高墙，而是瓦解高墙后那片无限的虚空呢？

当我们将自己视为宇宙间一朵偶然存在、片刻存在的浪花，不再强求留下任何波纹时，那些伴随着存在而来的憎恨、遗憾与恐惧，是不是也就随风消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