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 / Quint Buchholz

四月的诗

这个冬天我还是
没有发疯。而冬季
眼看就要过去。我可以分辨
流冰的轰鸣和绿色
的植被。可见我没病。
我向自己祝贺
新季节的来临，
把瞳孔凑近小喷水池
把我自己撕成上百的身影。
我用巴掌在脸上
抚摩。脑子里就像在林子里那样，
是一片下陷的白雪。

勉强挨到白头，
看着拖轮挤过冰块
吃力地驶向出海口。
不下于
对恶的回忆
把一纸公文变为
欺凌的替罪羊。
谅解
崇高的文体吧：
恐慌不安的时期无止境，
但冬季即将过去
这是——转变的实质，
卡梅娜埃在谟涅摩叙涅
的酒宴上吵闹不休。

1969年4月
作者 / [美国] 约瑟夫·布罗茨基
翻译 / 娄自良
选自 /《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译文出版社

Стихи в апреле

В эту зиму с ума
я опять не сошел. А зима,
глядь, и кончилась. Шум ледохода
и зеленый покров
различаю. И, значит, здоров.
С новым временем года
поздравляю себя
и, зрачок о Фонтанку слепя,
я дроблю себя на сто.
Пятерней по лицу
провожу. И в мозгу, как в лесу —
оседание наста

Дотянув до седин,
я смотрю, как буксир среди льдин
пробирается к устью.
Не ниже
поминания зла
превращенье бумаги в козла
отпущенья обид.
Извини же
за возвышенный слог:
не кончается время тревог,
но кончаются зимы.
В этом — суть перемен,
в толчее, в перебранке Камен
на пиру Мнемозины.

Иосиф Бродский（Апрель 1969）

1886年，二十岁的俄国青年梅列日科夫斯基写下：“你好！生活、爱情和春天。”两年后，他会遇见一生的伴侣吉皮乌斯，在春天青春的活力中，他们“无忧无虑地幻想”。无法预见的是，在即将来临的下个世纪，由于政治原因，两人永远离开了祖国，至死都没再回去。在故土上的最后岁月，吉皮乌斯用沉重，阴郁来形容春日，其后，他们成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剩下任何温暖和光明的人”。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踏上流亡之路后，又过了二十年，一位更伟大的诗人降生，在他们的旧居中开始童年生活，那便是约瑟夫·布罗茨基。同样未知的流徙的命运等待着他。

对年轻的布罗茨基来说，冬天过后不是春天。“冬天已经过去。春天/还很遥远。花园里/池塘当中三股喷泉/尚未从水底喷涌翻卷。”喷泉是布罗茨基记忆的象征。他的诗多次写到喷泉，不过，《四月的诗》第八行，诗人“瞳孔凑近”的实际上却并非喷水池，而应指列宁格勒的“喷泉河”——丰坦卡河，译者在这里误译了。毕竟喷泉的涓涓细流并不会让人产生分裂之感，只有巨大的无尽的丰坦卡河，四月的河面，冰块才开始破碎，那使人眼目晕眩。

布罗茨基在丰坦卡河度过数个幸福的冬季，在布罗茨基深情的回忆里，他从朦胧、闪亮的河水学到了无穷知识。六十年代，布罗茨基被抓捕、审判，关进普里亚什卡河上的精神病院。所谓“治疗”是在半夜把他浸到装满冰凉河水的盆里，再裹上湿床单缓慢烘干。这期间，他写诗献给阿赫玛托娃：“二月里春天还远……”随之而来的是流放与劳动。在那个满是泥泞的春天，布罗茨基写道：“真正的春天还未来，只是一点气息。”但他似乎始终是乐观的。“在走向自然的半道上。我正二十五岁。我歌唱。”1969年，他写了《四月的诗》，在又一个春天祝贺自己，“我没病”，“我没有发疯”。就在一年前，他与爱人巴斯玛诺娃离婚了，两人已经出生的孩子未能挽回她的心。幸福的冬季只能留作纪念。“而外面——雪落入/塌陷的地方，用白色掩蔽着/那些人，把我们弄到这里来，/却未能拯救冬天。”

《四月的诗》第二节的四行不易理解，却也正是关窍所在。“不下于/对恶的回忆/把一纸公文变为/欺凌的替罪羊。”正如黄灿然所说，布罗茨基颇多晦涩之处。“在原文里恰到好处的晦涩（仍然能被强烈感觉、但难以解释的晦涩），但译文里可能变成纯晦涩了。”遗憾的是，译者又译错了两个词：对于罪恶，不是“回忆”，而是一种仪式性的哀悼；代替承受罪愆的，也不是“公文”，而是私密的文稿，是诗人的诗歌。

布罗茨基自己说，《四月的诗》只是一首普通的情诗。但就像唐诺评价勒内·吉拉尔《替罪羊》的话：“我们可以用很困难、很繁琐的方式读它，也可以用简单、很感同身受的方式读它。”情人们悲欢离合的瞳孔中，映出巨大而动荡的世纪。吉拉尔在《替罪羊》开篇引用十四世纪法国诗人纪尧姆·德·马肖的一首情诗，这首艳情的长诗却从一场大灾难写起，城市隳颓，居民死亡，犹太人被判决为肇事者处死，然而人们还是不停死去。直到有一天，春天来了，男男女女又开始上街谈情说爱，事情似乎过去了。

真的是这样吗？什么被留在了冬天？一切都下陷而消失了？《替罪羊》将灾难置放回十四世纪真实的法国历史，“爱情的和自然的所有规律都在一片大混乱的情况中埋没或被遗忘……人失去本能的勇气，像绝望的盲者一样在畏惧和矛盾的道路上踉踉跄跄地走着。”其时，爆发的鼠疫让犹太人成了被屠杀的羔羊，人们认为是犹太人放毒导致了恐怖，犹太人该杀。

吉拉尔借此提醒我们，社会的大型灾难可能召唤出一种集体性的暴力迫害行为，危机的迫切使迫害取得正当的行动能量。迫害者也是天真而自信的，这样一来，被害者成了理所当然罪该万死的人。迫害者最终都觉得，一小部分人，甚至一个人，能极大地危害整个社会。驱逐他们，消灭他们，危机就会解除。

凭借“替罪羊”这一重要元素，我们得以试着理解这首诗。布罗茨基想说的是，如果罪恶只是被草草或故作庄重地埋葬，那么罪恶并没有真正消除，灰烬遮掩住的是一场祭祀式的猎巫。冬天的过去带不来春天，覆盖的雪即将消融翻涌，残酷的暴力永无止境。

这当然是个复杂的问题，而诗人可以做什么事？布罗茨基说，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替罪羊，那就怪罪我和我的诗吧。他愿意“代替野兽步入牢笼”。他写诗，即使他的诗人身份被指控为“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哪怕这些诗不能发表或出版，甚至不被允许写出来，他也要记忆。记忆罪恶，才能阻止言语沦为嚎啕。卡梅娜埃（也就是缪斯）的母亲谟涅摩叙涅，正是记忆女神。艾略特去世后，布罗茨基写诗悼念他：“岁月流转不会指责缪斯家族的崩溃。

1972年，布罗茨基去国离乡，此时，距离艾略特写出“四月最残忍”，已经过去五十年。如同拖轮驶出港口，布罗茨基无法回头俯望故乡的水土，但诗歌永存，这崇高的文体成为时间的财产。布罗茨基曾为阿赫玛托娃写作《哀泣的缪斯》：“语言比国家古老，因为诗歌比历史更加长寿。事实上，诗歌不需要历史，他需要的只有诗人。阿赫玛托娃正是这样的诗人。”布罗茨基，也正是这样的诗人。

荐诗 / 陈斯文
2020/05/07

第2616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