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岭答杜二见忆
严武与四川非常有缘分,前后三次入蜀。
早在唐肃宗至德二载时就曾出任绵州刺史,迁东川节度使,旋即还京。三年后,再次入川,任成都尹,充剑南节度使。
严武此次在成都履职前后七个多月,曾多次去浣花溪畔的草堂探望老杜,并劝老杜出来做事,老杜也曾拜访严武。此时老杜已经在成都居住两年有余。这期间留下他们多首往来酬和的诗歌,足见两人交往密切,感情深厚。
严武是头年底来成都,转年春天,就来草堂探望老杜,回去后写下一首《寄题杜二锦江野亭》:
漫向江头把钓竿,懒眠沙草爱风湍。
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鵕鸃(junyi)冠。
腹中书籍幽时晒,肘后医方静处看。
兴发会能驰骏马,终当直到使君滩。
这首诗勾勒了老杜散漫悠闲的草堂隐居生活,赞叹老杜的才华,但主要还是劝他出来做事。老杜随即以诗答谢,婉拒了严武的邀请:
拾遗曾奏数行书,懒性从来水竹居。
奉引滥骑沙苑马,幽栖真钓锦江鱼。
谢安不倦登临费,阮籍焉知礼法疏。
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无径欲教锄
这个春天杜甫写过和严武有关的诗还有《严中丞枉驾见过》,还是严武此次野亭探访之事,再次表达隐居守志的心愿;《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则是在社日被邻居老农强行拉去喝酒,老农对严武新政赞誉有加;还有《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中丞严公雨中垂寄见忆一绝奉答二绝》《谢严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下雨想着他,有好酒还记得分送他,可见严武对其关照。
到夏天,严武又来拜访,杜甫写有《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得寒字》。严武两次来访,老杜出于礼数也要回访一次,于是又有《严公厅宴同咏蜀道画图得空字》。
严武与杜甫的认识应在安史之乱前,他们在政治上都是房琯一系的盟友。房琯任宰相期间,严武就跟从房琯在肃宗行在做事,后杜甫从长安逃奔凤翔,也因为房琯的推荐获得左拾遗官职。肃宗还京后,清算房琯势力,严武和杜甫也双双被贬。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后来他辞职携家眷迁往秦州,又从秦州历经艰险抵达成都。这几年间,严武被肃宗重新启用,火速蹿升为地方大员。
严武小杜甫12岁,政治才干突出,又有家世背景,其父严挺之与张九龄关系很好,曾为尚书左丞,深得玄宗赏识,张九龄想举荐其同为宰辅,遭到李林甫阻碍而不得,天宝初年抑郁而终。
严武在成都任职七个月后,又被朝廷征召,杜甫认为严武其此次返京有成为宰相的可能,写了一首送行诗《奉送严公入朝十韵》,一路相送到绵州。两人在绵州分别时,严武写下《酬别杜二》,最后一句:“峰树还相伴,江云更对谁”,可谓两情依依。杜甫还是觉得难舍难分,意犹未尽,又从绵州继续相送三十里,写下《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诗中有句:“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
严武离任,剑南出现短暂权力空虚,剑南兵马使徐知道突然起兵反叛,扼守剑门,阻挡严武北归的道路,致使严武一直到九月重阳节时,还滞留在巴州驿站里,不能前行。杜甫这个时候人滞留梓州,写下《九日奉寄严大夫》,对其何时走出巴山表达了关切:
九日应愁思,经时冒险艰。
不眠持汉节,何路出巴山。
小驿香醪嫩,重岩细菊斑。
遥知簇鞍马,回首白云间。
今天推的这首,就是严武对杜甫这首诗的回答。
“巴山落月”,紧扣了杜甫那句“何路出巴山”。“两乡千里梦相思”,夸张的说法,从巴州到梓州,并没有所谓千里之遥,但在梦中的思念却堪比千里。
紧接着两句,严武夸赞了杜甫的两个特长,一是像阮籍那样喜欢喝酒,一是像颜延之那样善于写诗,酒量与才华都是无限的。
“江头赤叶枫愁客,篱外黄花菊对谁”,前一句是严武对杜甫江头眺望的一种想象。“江头”指的是流经梓州的嘉陵江,后一句则写的是自己,空对着驿站篱笆外的菊花,眼前却没有了深切思念的杜二。“篱外黄花”恰切呼应杜甫诗中的“细菊斑”。
最后一联:“跋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胜悲”,所谓“跋马”,就是勒马的意思,紧贴杜甫的“遥知簇鞍马,回首白云间”——那山谷中的猿鸣,天空中的雁声,都疑心是老友的呼唤,我不得不骑马一步一停一回头,思念朋友的心情可谓不胜悲切。
严武现存诗五六首,基本都是与杜甫的唱和,能留存下来应该感谢杜甫,它们一直都附在杜甫诗集相关篇目的后面。看这些诗,严武的诗才似也不亚于其政才。
不知为何,后世人总喜欢对杜甫与严武的友情做出许多戏剧化的猜测与演绎,说杜甫对严武如何孟浪,严武如何几次想要杀掉杜甫,大多都是小说家言,站不住脚。
两个人的情感早期虽然有政治同盟的意味,但后期更多是基于各自才华的欣赏,严武赞美杜甫的诗才,杜甫则认为严武在政治上将有更大的作为。严武在成都对杜甫的照顾是很周到的,这一点比相识于微时的高适要强,不仅日常供给其度用,多次去探望,还殷勤邀请其入幕。
当严武转年再次返回成都主政时,杜甫原本打算从梓州买舟东下的计划立刻更改,高高兴兴回到成都。严武这次成功招其入幕,为照顾到老杜的面子,还从朝廷那里讨到一个检校工部员外郎的虚职给他,让他不至于在同僚面前地位低下。杜甫作为一个老大哥对严武在政治上的期望也很高,多次在诗中勉励他。严武死后,杜甫在《八哀诗》中也充满深情地写长诗回忆他,留下“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的评价。
至于杜甫醉酒登床痛骂严武“严挺之乃有此儿”的段子,《旧唐书》《新唐书》中都有记载,但结果却不一样,《旧唐书》中说“武虽急暴,不以为忤”,《新唐书》中却说:“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最后还是决心要杀他,他要出门时,自己的帽子三次被门帘钩挂住,严武的母亲觉得这事儿蹊跷,就阻止了严武对杜甫的杀害。其实这两种记述都不靠谱。
杜甫说“严挺之乃有此儿”,《新唐书》严武传中另有一个故事。说严武曾经因为父亲严挺之对自己母亲不好,就把父亲的一个爱妾杀了,杀了就杀了,严挺之居然夸赞儿子:“真严挺之子”。如果这句话是夸赞,那么杜甫那句“严挺之乃有此儿”为什么就不是夸赞呢?杜甫一直很赞赏严武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才干,这句话为什么不能是对其能力的认可呢?吐蕃屡次进犯西川,高适不能抵御,换严武来就能“大破之”。杜甫在涉及到国家边防大事时,从不因为高适是朋友就不写诗批评他,对严武的肯定那就更不必说了。
《新唐书》中有很多荒诞不经的记述,比如,《新唐书》说杜甫倨傲,见严武来访,连帽子都不肯戴(“或时不巾”)。严武在给杜甫的诗中说:“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鵕鸃(junyi)冠”,其实是劝说杜甫不要因为有蔡邕写《鹦鹉赋》那样的才华,就不肯出来做官的意思。这里的“鵕鸃冠”指的是官帽,并非责怪老杜傲慢见人不戴帽子。
又比如《新唐书》居然认为“李白为《蜀道难》者,乃为房与杜危之也”,李白写《蜀道难》是替房琯和杜甫在严武那里遭到恶劣对待而感到担心。真是不值一驳。
这两种史书对严武的评价都不高,和杜甫对严武的评价大相径庭。那么我们是应该相信杜甫还是应该相信那些记述历史的人呢?
ps1、这篇荐诗写完后,偶然又翻《金圣叹选批唐诗六百首》,里面恰好有批严武这首,发现我的看法竟与金圣叹不谋而合,心中大快!金圣叹说:“看先生此诗,始悟工部昔日相依,直是二人才力、学力,自应投分至深,岂为草草交游之云而已哉!登床、钩帘之疑,吾不欲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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