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脱脱不花将破破的作品发给我之前，我并没有接触过他，也不记得曾读过他的诗。但在读了他这首短诗之后，出于好奇，又查阅了他其他的一些作品，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感慨：那就是新诗发展至今的生态，对于读者而言，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遗珠”。当然，这里的“遗珠”并不是针对文学史或诗歌史这类宏大话题而言的，而是对于每一个读者，每一个关注一些新诗的人来说，总会有一些作品未能进入他的视野，有一些诗人虽然已经写作多年，可能仍然处于一种“鸡犬声相闻”的状态。对新诗这种本身高度实验性的艺术形式而言，关于“什么是好诗”“什么是好的诗人”，好像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而稳定的标准，写作好像更多的是在一种领土“自治”的状态下发生着。

正因如此，阅读破破的诗给我的一个触动就是，新诗本身是一个“不稳定”的存在，很多写作者在进行属于自己的“暗夜”中的求索。破破作为一个来自陕北的诗人，他的作品继承了中国传统诗歌，尤其是盛唐诗歌中的某些核心元素。这种判断并非出于地缘性的刻板印象，而是因为他的作品确实体现了对唐代诗人——如李白等人——的一种重新考察，同时也包含了对古都长安地理风貌的带有现代想象力的再认识。

但他并不是一个“复古”的诗人。他的延续于此部分传统的创作是建立在“生活其中”并“接受其文化教养”的基础上的行为——将古典诗词中的某些意象与语言资源视为自身文化背景的一部分，作为一种“common sense”而自然地加以运用，而不是立场性的叛逆与回归的结果。

同时，他的诗中也并置了非常日常的表达，经常出人意料地构造出具有逸乐精神的、富有诱惑力的句子。因此，整体来看，破破的创作处于一种复古与现代交融、传统与实验并行的状态中。在阅读《此时的理想》这首诗时，我首先被它的“音乐性”所吸引。而音乐、节拍、节奏这一点，在新诗的发展史上，也始终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从早期那些刚刚开启白话新诗创作的诗人开始，他们极力试图摆脱旧体诗格律的“镣铐”，但同时却又为自己套上了另一副西式枷锁——包括十四行诗在内的各种舶来的形式。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诗人们又似乎倾向于诉诸更为去建制化的节奏感，对“诗的声音”也不再那样执着。破破的诗，在这一点上似乎提供了一种有趣的反向回归。他的诗依旧保留了韵律的敏感性，用简洁、有节奏的语言，在自由与规约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他所展示的，是在不确定性的时代中，一种仍然愿意探索节奏可能性的状态。我想这可能是当代诗人写作的一种“新常态”——一方面诉诸某种自然而然、甚至浅表层面朗朗上口的音乐性，或者说通过韵脚构建出一种轻快的节奏感，从而形成一种写作时的松弛与悠然。比如在这首《此时的理想》中，他正是借助这种内在的节奏与韵律营造出一种“自在”的心理场域。

然而，他并未严格遵循传统的押韵结构，例如并非采用整齐划一的“AA/BB/CC”或其他对称形式，而是在分行与节奏安排上表现出一种“漫不经心”的自由。这种非对称性，既体现于诗句的韵律安排，也体现于每行字数的参差不齐。这种在分行与节奏上的自由，恰恰反映了当代诗人对于新诗形态认知上的一种“共识”：即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灵活互文，成为表达真实感受的重要媒介。

与此同时，他在意象的构造上，也呈现出一种打破常规、具有新感性的写作方式。比如诗中写道：“只想栽种几行丰腴的白菜 / 把此生的孤芳写入蝴蝶列传”，这句中的“蝴蝶列传”显然不是从传统典籍中直接脱胎而来的意象，而是诗人自我生成、想象的产物，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新诗语境中的“新型意象”，展现出新诗在语言与图像构建上的开放性与不确定性。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诗的最后两句：“直至狂风撼屋 / 坐等有人冒雨来访。”这里，“狂风撼屋”这一突如其来的剧烈意象，打破了此前诗中所营造的平和气氛，造成了一种语言与想象上的突变。它不再是一个温柔田园中的安静片段，而成为对文本原有秩序的强力冲击。这种“失序的意象”所带来的，不仅是意识上的震荡，更是对语言边界、想象边界乃至修辞边界的挑战。

而这种挑战，也正体现了新诗在当代演化过程中的重要特征之一。它逐渐成为对时代精神和社会心理的碎片化趋势的模拟。它难以被套入传统古典诗歌的形式框架，也无法完全契合现代主义的结构体系，甚至无法简单归入某种“乡土主义”路径之中——它自成一种结构不定、意象跳跃、修辞游移的装置。

《此时的理想》正是在这种诗性张力中完成的：它融合了“音乐性”与“反音乐性”，“节拍”与“反节拍”，“古典意象”与“破碎突兀意象”。这种充满矛盾感的并置与交叠，不仅构成了这首诗独特的语言气质，也可能映照出我们这个时代内在的矛盾结构，我想也是当代情境的一种象征性凝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