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
1962年独立前，阿尔及利亚处在法国殖民统治之下。阿尔及利亚人并不享有法国公民的完整待遇，却不断被征召为帝国作战。在二战的征兵广告里，法国政府高呼，请阿尔及利亚人听从“祖国的呼唤”。
即便经历过惨烈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法国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关系仍然纠缠难解。2019年，阿尔及利亚队获得非洲杯冠军，巴黎街头出现了大规模庆祝。人们挥舞阿尔及利亚国旗，车辆鸣笛巡游，仿佛一个已经独立半个多世纪的国家，仍在前殖民宗主国的首都激起另一种“祖国”情感。
阿尔及利亚独立前，有近百万拥有法国公民身份的欧洲裔居民生活在那里。他们的祖先可能来自法国本土，也可能来自西班牙、意大利、马耳他等地。后来这些人被称为“黑脚”（pieds-noirs）。他们在法律上是法国人，在生活经验上却又是阿尔及利亚的。
阿尔贝·加缪就是一位黑脚。他1913年出生于法属阿尔及利亚蒙多维，父亲是贫穷的农业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母亲卡特琳有西班牙巴利阿里血统，几乎不识字，听力也有障碍。
加缪在阿尔及尔贝尔库尔贫民区长大，这样的经历使他终身保持一种对贫穷、沉默者和羞怯者的敏感。1930年代，他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做记者，1939年写过“卡比利亚的苦难”系列报道，揭露卡比利亚山区的贫困、饥饿、教育匮乏和行政冷漠。他也支持过布鲁姆—维奥莱特方案，即给予部分阿尔及利亚穆斯林法国公民权的改革方案。他想要的，是一个多民族、平等、地中海式的阿尔及利亚。
1940年前后，加缪来到法国本土。二战期间，他加入抵抗运动报纸《战斗报》，成为法国抵抗知识分子的一员。《局外人》和《西西弗神话》发表于1942年，《鼠疫》发表于1947年；这些作品使他成为法国文学和欧洲思想史中的核心人物。
评论家介绍他为“非本土法国文学”的代表，强调其阿尔及利亚背景对其思想作品的决定性影响：他属于法国文学，但不是巴黎中心意义上的法国文学。
1954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后，加缪陷入几乎无解的位置。他反对法国殖民压迫，也反对法国军警暴力，但他同样反对民族解放阵线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他到阿尔及利亚呼吁“平民停战”，希望交战双方至少不要攻击平民。
他与萨特关于革命暴力、共产主义和历史正义问题的分歧，被阿尔及利亚战争推到了极限。萨特等左翼知识分子更愿意从革命、阶级、反殖民的宏大历史逻辑看问题，加缪则越来越警惕一切为了未来正义而牺牲具体人的政治。两个战友最终分道扬镳。
加缪早年提出“新地中海文化”，想象希腊、拉丁、北非、欧洲南岸之间有一种反法西斯、反种族主义的共同文化。他也反对死刑，反对极权，反对为了未来乌托邦牺牲眼前的人，想象一种普世的人类共同体。他在1957年诺贝尔宴会演说中说，他们这一代人的任务也许不是重塑世界，而是防止世界毁灭。
获奖后，在斯德哥尔摩与学生交流时，加缪被一名阿尔及利亚青年质问阿尔及利亚问题。他强调，必须谴责在阿尔及尔街头盲目发生的恐怖行为，因为这样的恐怖有一天可能伤及他的家人。“我相信正义；但在正义之前，我要先保护我的母亲。”这个回答，后来为他遭致了激烈的批评。
1960年的车祸，使加缪的生命戛然而止。他长久无法摆脱的身份焦虑，还没有机会获得解决。如果把他的立场理解为在抽象的政治理念和具体的人之间做选择，就太简单了。
更痛苦的是，只要无法把自己的母亲、邻人、童年朋友从阿尔及利亚的未来中简单删去，他就要在具体的人与具体的人之间做选择。
他从小到大一起成长的亲密朋友中，就有很多持有独立立场的人。穆卢德·费拉翁，这位卡比尔作家、教师，与加缪有通信往来，后来在1962年3月被法国右翼杀害，几天后停火协定生效。
让·塞纳克是欧洲裔阿尔及利亚诗人，曾受加缪提携，却坚定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并在独立后愿意把自己理解为阿尔及利亚诗人。皮埃尔·肖莱与克洛迪娜·肖莱夫妇，是少数公开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LN）和独立事业的法国裔阿尔及利亚人，皮埃尔曾为FLN成员提供医疗帮助，后来被捕、驱逐，独立后二人获得阿尔及利亚国籍。
如果加缪活着，他会怎样选择呢？我不知道。他拥有太多无法彼此调和的忠诚：他忠于启蒙传统的法国共和国，忠于使他依恋的阿尔及利亚土地，忠于黑脚贫民社群，忠于地中海的阳光，也忠于对无辜者生命的执拗保护。加缪身上至少有五个“祖国”。
这或许可以作为孟浪这首诗的注脚。所谓“我有无数个祖国”，并不是没有立场，不是拒绝承担，而是拒绝把人的生命压缩成一种唯一的忠诚。
多重忠诚当然会带来困难、犹疑和痛苦，但它也使人不轻易把任何抽象名义置于具体生命之上。它要求一个人不断辨认、不断权衡、不断扩展自己能够爱的范围。
加缪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曾被认真追求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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