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托马斯全名罗纳德·斯图尔特·托马斯（Ronald Stuart Thomas），1913年3月29日出生于威尔士首府加的夫，父亲是一名海员，全家随之在英国不同的港口城市生活，直到在威尔士安格尔西郡的海港城市霍利黑德定居。R.S.托马斯在十六岁时进入威尔士班戈大学学习古典文学，毕业后到圣米歇尔神学院进修，1937年被任命为牧师，前往威尔士与英格兰交界的东北部偏远地区工作。在那里，他认识了艺术家米尔德丽德·埃尔德里奇（Mildred Eldridge），两人在1940年结婚。此后，R.S.托马斯以牧师身份辗转于不同地方任职，一路向西，迁居于威尔士的利恩半岛，退休后也仍居住于此。他的妻子在1991年去世，几年后，他娶了第二任妻子，直至2000年9月25日因心脏病逝世。

R.S.托马斯似乎不算那种一出道就大放光彩的“天才”，早期作品和经历也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出格之处，甚至可以说，在诗歌上他给人以大器晚成的感觉。他出版第一部诗集时已经33岁，此后他几乎是保持“匀速”每隔几年就问世一部新作。如果以体育竞技作譬，他的长处不在爆发力，而在马拉松式的持久力。到去世前，他已经是有50多部著作的人，可谓著作等身，其中大量都是诗集，作品总共有1600多首，称得上是“高产诗人”，考虑到其诗歌的优质，称其诗才出众绝非谀辞。有人说，R.S.托马斯绝无“无聊之作”，此语相当直接地区分了“高产”与“滥造”，我认为是非常准确的。

在我看来，R.S.托马斯的诗歌无论是题材、主题还是艺术风格，其发生、发展并无明显的分界，但是就整体而言，还是呈现了一种由外向内、由浅入深的变化，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它们来得自然而具体。所谓变化并不是陡然的，也不是截然的，在他早期的诗歌里往往埋下了后期诗歌的种子，即形而上诗思的部分，而在后期直至晚年的作品里，他也会时时回顾早期作品里萌芽的素材和主题。这应该是论者将他的诗归于“玄学诗歌”（metaphysical poetry）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他的艺术风格，特别是在语言上的表现，是越来越自由、沉稳，却始终不失风趣、精致与严谨。

让我们想象一下，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一个年轻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是一个绅士，因为担任神职而来到一个非常偏远贫穷的乡村，他的使命是传递福音，同时他也极其热爱诗歌，很大程度上又相信艺术乃是生活的意义。这样，一方面是他所受的教育、全部的知识背景与残酷现实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又是神性救赎与审美救赎之间的难以一致，这中间的落差会带来怎样的心理与精神的刺激？起初，R.S.托马斯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我在他身上读到的，就是悲哀震惊、满腹同情却又十分无奈的错综复杂的情感。

威尔士农民物质贫困、精神麻木的生存状态，是R.S.托马斯需要面对的第一现实，无论他是作为牧师，还是诗人。这两种身份在他本来就是合二为一的，矛盾其实也不在这里，而在他的理想、前期准备与此第一现实之间的冲突。自然而然，R.S.托马斯表现出悲观、失望，有时甚至产生决然放弃的心理。他时而深怀悲悯与无可奈何之感，时而声称“此路不通”，写作“告别词”，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放弃，他坚持、坚守了一辈子。

也许是时间的作用，“随时间而来的智慧”，也许是诗歌艺术的内在提升，也许就是精神发展的必然逻辑，R.S.托马斯在出版了前三部诗集后，不再受到那些消极情绪的影响，他的精神越来越开阔，心理状态变得逐渐透亮和达观，他的诗里开始出现幽默、反讽的元素，这应该说是好的、积极的表现。王佐良先生说R.S.托马斯不同于当时英国诗坛的众多人物，一是指他没有那么城市化，更主要是说R.S.托马斯诗歌的色调不像他们那么灰色，也不黑色（如特德·休斯），而是“像一块白石那样，经过了时间的冲刷而更坚硬又更玲珑”，这是十分形象而准确的评论。王先生注意到的，我想应该是指这一时期的R.S.托马斯。第三部诗集《岁月流转之歌》（1955）实为一部带有阶段性总结的选集，囊括了诗人到结集时的全部诗歌精华再加新作（阶段性总结也是欧美诗人的一个习惯）。至此，也就是说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R.S.托马斯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成熟、优秀诗人的地位。

在接下来的十多年中，R.S.托马斯的诗歌写作进入了一个转换过渡的时期，却成就辉煌，达到了个人创作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主要诗集包括《夜饮谈诗》（1958）、《稗草》（1961）、《真理面包》（1963）、《圣母怜子图》（1966）等。与前期相比，不难看出出版间隔缩小了，换句话，诗集出版更密集了。在这个时期，R.S.托马斯的诗歌有了两大显著变化：一是历史感的增强，一是形而上维度的突出。他也并没有放弃对眼前现实的关注，农民、日常生活、艺术这些仍然是他写作的一个重要主题；而在他这么做的时候，必然要求诗人深入到历史的纵深地带，这在相当程度上激起了诗人的民族意识；“民族身份”（即民族认同感）的问题开始进入R.S.托马斯的诗歌意识和作品，它们也构成了R.S.托马斯诗歌里“声音最尖锐”的部分。不过，在诗人的晚期写作里，“尖锐”终于退出，让位于更大更高的关怀。

关于第一点，阅读这些主题的诗歌，不难发现他身上有着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者称为民族主义精神。作为一种并不讨好的取向，它不是无缘无故而来，也不是一种故作的姿态，而是跟他的价值观立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此，R.S.托马斯跟主流显得格格不入，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一个反潮流的逆行者，甚至进而在诗人内心催生出强烈的自责与内疚感。从根本上说，R.S.托马斯鄙视英格兰化的单一价值观，对工业化、市场经济体系所代表的社会进程高度怀疑，对殖民文化所造成的威尔士民族身份失落持有深刻的不满。不难发现，在这里也存在一个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威尔士农民在20世纪前叶贫困、落后的现实，他对此满怀同情，他赞成改变、改善；一方面却是对古老威尔士生活方式和历史文化传统的留恋。这种深刻的矛盾，也许只能说是诗人的特权，因为正是这种真实的内在冲突，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诗歌内部最大的张力，催生出他笔下泉涌般的诗歌。

关于第二点，显然可归之于他——作为教士与诗人身份二者合一的宗教性诗人——精神发展的必然。这也是我认为这个时期作为“过渡性”的理由，因为在这之后，这发展趋势就体现得越发明显了。但是，从诗学内在的秘密性质来说，无论形而上的维度如何突出，诗歌的写作却必须进入到一个“现象界”的领域，如果诗人的思想密封在一个纯粹形而上的观念世界，诗歌是不能发生的，那只是属于哲学、神学的专门领域。R.S.托马斯在这一方面的探索，在未来的更长时间里将得到加强，并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直到走向另一个创作的高峰。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R.S.托马斯表现出持续的创作力，并再造辉煌，至少出版了包括《嗯哼》（1972）、《何为威尔士人？》（1974）、《精神实验室》（1975）、《频率》（1978）在内的重要诗集，这中间，诗人还创作了一部水平不低的儿童诗集《老与少》（1972）。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后两部诗集《精神实验室》和《频率》更多、更明显地倾向于形而上的维度，开始确立起他作为玄学诗人的地位。在英国诗坛，玄学诗有它的传统，但是玄学诗人得到充分重视和高度评价则是T.S.艾略特之后的事。细读R.S.托马斯这一时期的诗，可以肯定，他完美实现了艾略特对“一首卓越的玄学诗”的理解与界定，即“以高明的手法将诗中的感情和思想组合成一个统一体”。“极具体的细节和极高远的玄思的结合”（王佐良语）本就是R.S.托马斯的长处，到此不过是发挥到了极致。如果算上1981年出版的《此在与此刻》，在这十年之中，R.S.托马斯的诗歌事业无疑达到了他的第二个高峰。

到这时候，诗人已经从神职岗位退休，他完全进入了一个诗人的专业阶段，这就是笔力不减、成果丰硕的诗人晚期。这个时期的重要诗集包括但不限于《晚期诗选》（1983）、《目的地》（1985）、《阿门实验》（1986）、《复调》（1990）、《艰难时期的弥撒》（1992）、《不与命运女神休战》（1995）等。如果加上诗人没有来得及整理出版的遗稿（从他的这些作品的委托人那里得知，至少有两部诗集的数量），R.S.托马斯笔耕不辍，展现出了一位大诗人极强的生命力、旺盛的创作力。这首先无疑要归功于他作为诗歌天才的禀赋，同时，也不能不说，勤奋、自觉、呕心沥血的创作努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比如我看到诗人在开拓题材上的努力，1985年出版的《向内生长的思想》，包括收录在《此在与此刻》一集中同类性质的“题画诗”，它们既反映出了诗人良好的艺术品味，也是他借对艺术作品的品鉴而扩大写作界面的探索，写出了不少深具见识与想象力的佳作。又比如在1987年出版的《威尔士风貌》里，诗人重拾威尔士题材，却又能推陈出新，使他这类题材的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丝毫不给人“旧瓶装新酒”的感觉。凡此，皆可见出诗人在创新与积累上的自觉探索、精进。译者毫不怀疑，这一阶段，是R.S.托马斯在凝聚心血的毕生诗歌创作中达到的第三个高峰。

在这些诗歌作品里，R.S.托马斯作为牧师的身份色彩减少了，职业诗人的特点则更鲜明可感，作为神学底子的严肃性还在，作为诗学翅膀的想象力则飞得更高、更有力。与隐秘上帝的对话、对至高存在的独白式倾诉，仍然是念兹在兹的主题，它们构成作品的宗教性问题，也是其玄学诗歌的终点，却远不是全部；换句话说，作者在其中体现的理智远多于激情，诗歌打开的智性空间与想象空间远多于对信仰本身的抒发。如果说抒发信仰之坚定与虔诚的诗是动人的（如东欧一些诗人），表达信仰与虚无的对抗的诗、抒发信仰者内心之犹疑与挣扎的诗（R.S.托马斯显然如此），不也同样动人么？衡量的一个关键，难道不是真实与否、思想与艺术之境界的高低吗？我不能说前者是缺少现代意义的，但是我更倾向于认为后者更具有现代性，因为在我们这个被米沃什称为“后宗教”的时代，带着怀疑、纠结、挣扎的信仰，可能更接近最多数人的精神状况。

R.S.托马斯的神学思想说不上正统，但是也没有走到离经叛道的地步，透过他的诗歌所体现出来的，有理由认为那些大体上属于现代条件下近似于有神论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如他推崇并一再提及的索伦·克尔凯郭尔。于此，读者大有可以挖掘和探秘的宝藏，笔者不过在此提供一点线索。说到底，诗歌也不是全靠这样那样的思想而写成，携带情感与想象力的语言本身才是第一位的。

R.S.托马斯的诗学思想也不属于正统。他使用现代英语，他的诗歌语言接近口语而不排斥优质的书面语，在品质上它们向来素朴、直接而明晰，绝少晦涩、深奥难懂，虽然他的情感色彩常常变幻不定，无论悲悯、愤怒、孤独、挚爱还是平和、宽容，甚至幽默的讽刺和自嘲，都是十分容易理解的。他不玩弄语言，不卖弄诗歌技巧，对诗歌的品味有着严格的要求，不从俗也不以高雅自居。他的想象力带来诗作的跳跃性，语言富有内在的节奏感，而不依靠外在的押韵。总之，无论内容还是形式上，他始终都保持着自然得体、节制与严谨。

R.S.托马斯一生获得过众多诗歌荣誉，如1955年的海涅曼奖（Heinemann Award）、1964年的女王诗歌金奖（Queen’s Gold Medal for Poetry）和1978年的乔蒙德利奖（Cholmondeley Award），还曾四次获得威尔士艺术委员会的文学奖。1996年，他被授予兰南基金会（Lannan Foundation）的诗歌终身成就奖和巴伐利亚艺术学院的霍斯特·比内克诗歌奖（Horst Bienek Prize for Poetry），还被提名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而这一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波兰女诗人希姆博尔斯卡，此一年前获奖者是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R.S.托马斯的落选并不说明他比他们差，他们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巨匠、艺术大师。

【本文为诗集《一只乌鸫在歌唱》译后记摘选】

荐诗 / 李以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