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当然不是反战诗，但它可以反战，因为很明显，已经有读者的想象力触及到了反战。这其实涉及到作为艺术品的诗歌的审美含义，延伸我们的官能触手，以及拓展我们特别是被“惯常”两字束缚的认知边界。

许多人都醉过。我记得大学时的一次烂醉，第二天醒来，整个世界天旋地转，我完全不敢动弹，感到只要稍微一动，喉咙就会像爆裂开的高压水龙头。那么，在这种极其糟糕的状态下，醉客与世界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首诗带来了不容置疑的审视：家园，消失，垃圾桶，大地，星星，停尸房。

这些核心词汇的纽结，预示着某种艰难。如果家园是垃圾桶，回家的人即是垃圾，大地更是更广阔意义上的家园；星星作为传统（惯常）意义上的方向指引，被表达成停尸房，即是说遍地都是尸体，世间已没有了方向，哪怕那些行走着的都还在行走着。这种艰难是可怕的。这是彼时彼刻短暂的宿醉的艰难呢，还是一种大跨度的，比如人生的艰难？

对酒醉佬来说，家园“从你脑海中消失了”其实是实写，海洋天空大地，哪怕是阴曹地府臭水沟，恐怕也都可以当成家来潦草一夜，酒醉佬根本没有家的概念，不过呢，无论多么不合适，这样的状态也都有其浪漫的一面，天为被地为席嘛。

然而人称的忽然转换，令诗歌复杂起来。“我们”和“我”是谁？假如“我们”是一群酒友与看客，本诗就落在了对即时宿醉的一次状况表达上，前面所说的艰难，当然就是短暂的艰难，诗人考量的是一种一次性可书写状态，在那个宿醉状态下，诗人心中对世界和自我的厌弃与怀疑，被组织成了垃圾桶与停尸房。这些意象的审美冲击力有多强，诗人的厌弃与怀疑自然就会同比例有多深。

但是，诗中的“我”十分可疑，其清醒程度令人惊讶，这个“我”竟然可以指认“你”脑海中的存在与缺失。这种近乎不可能的事实，表明“我”与“你”的关系足够亲密，程度甚至远超夫妻或者父母子女。“我”是谁？

如果前面所说的艰难是指第二种，大跨度、人生的艰难呢？诗人则可能是在阐发他生活的不同层面的漂泊。诗人用到宿醉这个词，来对人生进行压缩凝练，宿醉成为生命状态的心理呈现。实际上，垃圾桶是一个很重要的秩序概念。失序状态下，垃圾桶没有存在的可能性，它的存在表明，垃圾有其专门的位置。所以，这样一个词语，把我们的第二种艰难，精准地指涉到现代都市，诗歌讨论的，不论是不是诗人自己，都一定是现代都市人的心理状态。

这一切的联系，当然是出于那个超知视角的“我”，整首诗，都是出于“我”的表达。就像游乐场里嵌满镜子的迷宫。打破镜子，会发现“你”才是我，而“我”是文字；文字状态的人格负责表达生命状态的人格。

无论诗人是从宿醉状态中产生灵感，进而进行诗意扩张，还是为漂泊幻灭、灰色的都市横截面，寻找到宿醉这个词，其实都一样。我们不必去关心诗人的诗歌发生学逻辑，就如我的小孩因“家园没有了”而读出了反战题旨，我们在自身的经验交流的库存中，更新了一次其用词突破于常规的宿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