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传统”本是个广大无边的概念，并不等于“古典主义”。若从传统的源头之一古希腊诗歌看，比如在《荷马史诗》中，我们就很难说特洛伊战争敌对双方中的阿喀琉斯与赫克托耳谁善谁恶，诗人是在褒谁贬谁。实际上荷马对双方都有由衷的赞叹和讥讽。诗就是诗，它不是道德教条，它关心的是生命和生存的力量与真实性，而非简单的善恶评判。这不就是“传统”吗？甚至是更古老更本质的“传统”！由此看来，先锋派诗歌并没有“与传统决裂”， 它返回了更本原更古老的传统根脉之一。

至于说先锋派诗歌以“反诗意” 为指归也是不确的。何谓“诗意”？它难道仅仅是指那些唯美的陈词滥调，诸如玫瑰、夜莺、小河、田园….那些自我迷恋或淡淡哀伤的丽人与俊儿的低语吗？我认为，“诗意”是一个发展着的扩大着的实践概念，它并不只存在于那些“美丽”的景色、“纯洁”的人与事物之中。艺术的美不取决于素材洁癖。由此可见，先锋派诗歌的“反诗意”实际上扩大了诗意的内涵，化腐朽为神奇，使诗具有了生活和生命真相中粗砺的质感和温度。我们勿宁说它是“返诗意”的。

这里，我之所以如此繁复地为先锋派诗歌的“与传统决裂”和 “反诗意”申辩/正名，是由于它事关我们对《母亲》一诗的理解。这首诗写了弥留之际的母亲。按照常规诗歌的写法，诗人应赞美母亲的种种美德，诸如善良、宽厚、辛劳，对儿女无私的奉献，对上帝的虔诚，如此等等。我们固执地认为，母亲——值得写入诗中的母亲——就“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没有反思过，我们心中认可的“母亲”概念，其实是所谓的“诗意”强加给我们的共性概念；“她” 不会指向我们个人的心灵，而是指向抽象空洞的“诗教”。

而雷顿（即莱顿，译名不同）笔下的母亲，是活生生的“这一个”母亲，有着人性的真实和深度。她有各种常人难免的性格缺陷，她诅咒过上帝的创造物,她伤时骂世，冥顽狭隘，她无知又得意，喜欢追求虚荣，她常显吝啬和刻板…..但这样的母亲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要知道，她不是神，也不是“楷模”，她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和千百万普通人一样！诗人以真实而沉静的笔调回顾了母亲的生平，也让我们省思一番：作为凡人，我们谁比这位母亲更好一些呢？

现在，母亲已听到死神轻叩着生命的大门，她苍白的头发倾泻在曾经饱满红润如今已沉陷的双颊上。时间在催促，她“红血管的河流全都涌向了海洋。”望着母亲的面容，“悲哀在我的心头悄悄地萦绕回荡”。因为，这个曾充满活力的生命即将离世，这个奋力追求幸福的人，却在一生里都“不曾有过安适”。诗人不为长者讳，他极为真实地写出了自己心目中的母亲，使诗歌具有了更为感人至深的真实力量。正如法国宗教哲学家薇依所言：“虚构的善是令人厌烦的，也是不道德的”(《重负与神恩·文学与道德》)，而真实地揭示生存和生命， 显现人性的内在的“纹理”， 才有生活和艺术的双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