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驮在身上像一只蜗牛,
弓了背,弓了手杖,弓了腿,
倦行人挨近来问树下人
(闲看流水里流云的):
“请教北安村打哪儿走?”
骄傲于被问路于自己,
异乡人懂得水里的微笑;
又后悔不曾开倦行人的话匣*
像家里的小弟弟检查
远方归来的哥哥的行箧。
作者 / 卞之琳
选自 / 《汉园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3月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卞之琳翻译的英国散文家马丁(E.M.Martin)《道旁的智慧》一书,曾如此阐释所罗门(Solomon)的一句箴言:“‘好比照水,面对面影,人应人心’,第一个说这箴言的一定是仆仆风尘的倦行人,傍着一个邂逅的旅伴,休息在一块雄岩的荫下,在饱饮了一顿被炎日所忘掉而不曾被晒干的潭水后,因为到这种意外恬适的难得的境界,人就会对陌生人托出真心,说出心底里的思想。”这段话描述的是人在旅途特有的一种境遇:“邂逅”。在这种偶遇的情境中,孤寂的长旅中的倦行人突然有一种敞开心扉的欲望,或许是在孤旅中沉默得太久了,或许是邂逅的伴侣让他有倾盖如故的信任感,于是倦行人便“对陌生人托出真心,说出心底里的思想”。
卞之琳自己的诗《道旁》,拟想的便是这种邂逅的人生情境。这首诗在语言上简单得近乎稚拙,但却包藏着很耐咀嚼的况味。它的况味既来自于倦行人的形象,也来自有些自以为是的异乡人,但更来自于两个人的“邂逅”这一情境本身。
“家驮在身上”的倦行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现代派诗中是一种原型。三个“弓”字已是非写实性的夸张了,但无疑生动了这一形象。比倦行人更为生动的却是树下的异乡人。他的“闲看”构成了与仆仆风尘的倦行人的鲜明对照:不仅是两个形象的对比,而且是两种人生形式的对比,单是这种对比性本身就有一种丰富的含义。但诗人并未止步于此,他试图挖掘这种情境中更隐微的寓意。于是在诗的下半部分,视角彻底转换到树下人身上。读者也借助这个树下的异乡人的眼光来打量倦行人。“水里的微笑”自是倦行人映在水中的,它使人想到马丁《道旁的智慧》中的“面对面影,人应人心”,它暗示着一种心与心的暗自的默契与交流。树下的异乡人究竟从水里的微笑中看到了什么呢?倦行人飘蓬般的生涯么?微笑中的达观与自信么?抑或是笑容也掩不住的一丝沧桑与无奈?这些联想大概都是邂逅这一情境中的应有之义,但写到这里,诗人笔锋陡转:“又后悔不曾开倦行人的话匣。”原来邂逅中的交流只是作为一种可能性而存在着,默契只产生于树下人的假想。真实的情境中倦行人又拄着手杖弓着脊背开始上路了。树下人只能望着倦行人慢慢远去,深自后悔没能留他坐一会儿并打开他的话匣子。
这是一次失之交臂的晤谈。诗人描绘的,其实是一次未能如愿的交流,一个错过的情境。它越发烘托了倦行人(也许还有树下人)的一种内心的寂寥,而在这默默的长旅中,一个人的心灵本来“是多么容易对人间的东西开放”(何其芳语)。树下人的“后悔”也许并不是因为错过了聆听倦行人羁旅生涯中的传奇故事(或许他根本就没有称得上传奇的故事),而更是后悔错过了两颗邂逅的心灵在向世界敞开之中的交流,错过了两个生命形态的碰撞。因此,《道旁》所设计的错过的情境暗示着在两个人的心理深处对于交流的渴求,对于生命融汇的热望。可以想见那远去的倦行人的身影留给树下人的,定是一丝淡淡的怅惘。
邂逅的情境中由此蕴含着一种特殊的美感。一切具有偶然性,短暂性和一次性的美好事物都具有一种令人常想返身眷顾的美学成分,甚至一种令人黯然神伤的美感。邂逅无疑正是这样一种人生境遇。日本画家东山魁夷在散文《一片树叶》中曾这样写道:“无论何时,偶遇美景只会有一次。……如果樱花常开,我们的生命常在,那么两相邂逅就不会动人情怀了。”“人和花的生存,在世界上都是短暂的,可他们萍水相逢了,不知不觉中我们会感到无限的欣喜。”我们从《道旁》那“水里的微笑”中感受到的或许正是这种欣喜,同时由于邂逅的短暂性,最终反衬出的却是萍水相逢留给人的迷惘。
荐诗 / 吴晓东
2015/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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