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如何称呼我？

我曾是一棵树而被束缚，
然后我成了鸟，溜走了，自由了，
却被绑在了一座坟墓里，
自身爆裂而遗留一枚肮脏的蛋。

我如何留住我？我已经忘了，
我从哪里来又要向哪里去，
我被许多身体所占有，
是一根坚硬的刺和一只逃跑的鹿。

我今天是枫树枝的朋友，
明天我对树干犯下罪行……
罪是什么时候开始跳起轮舞，
让我从种子游向种子？

但是在我内心还有个开端在歌唱
——或者是个结束——阻止我逃走，
我想要挣脱这罪的箭，
它在沙粒和野鸭中寻我。

也许我有朝一日能认出我自己，
一只鸽子一块滚石……
只差了一个词！我该如何称呼我，
而不会用上另一种语言。

作者 / [奥地利]英格博格·巴赫曼
翻译 / 李双志
选自 / 《所有的桥都孤独》，人民文学出版社

Wie soll ich mich nennen?

Einmal war ich ein Baum und gebunden,
dann entschlüpft ich als Vogel und war frei,
in einen Graben gefesselt gefunden,
entließ mich berstend ein schmutziges Ei.

Wie halt ich mich? Ich habe vergessen,
woher ich komme und wohin ich geh,
ich bin von vielen Leibern besessen,
ein harter Dorn und ein flüchtendes Reh.

Freund bin ich heute den Ahornzweigen,
Morgen vergehe ich mich an dem Stamm…
Wann begann die Schuld ihren Reigen,
mit dem ich von Samen zu Samen schwamm?

Aber in mir singt noch ein Beginnen
—oder ein Enden—und wehrt meiner Flucht,
ich will dem Pfeil dieser Schuld entrinnen,
der mich in Sandkorn und Wildente sucht.

Vielleicht kann ich mich einmal erkennen,
eine Taube einen rollenden Stein…
Ein Wort nur fehlt! Wie soll ich mich nennen,
ohne in anderer Sprache zu sein.

Ingeborg Bachmann

人该如何认识自己，这是人在特定历史境遇下难免都会遇到的问题。它涉及到身份、性别、民族、阶级、国家和意识形态等等各种复杂因素。很多时候人都是看不清自己的，也难以做出理性的选择，而恰恰是在这样的时刻，理性的作用往往变得有限，一切恐怕都要靠直觉和基本的良知来应对。

对巴赫曼来说，她所面对的是身为一个日耳曼人的身份和一个具有纳粹身份的家庭。当纳粹采取隔离与屠杀的反犹政策时，她还没有成年，二战结束时，还不到20岁，但她却不能不正视甚至背负这样沉重的历史包袱。

一方面，她受困于日耳曼民族和纳粹家庭这棵“树”，必须依赖于这棵树的庇荫得以成长，而当她有朝一日变成鸟，想要从这棵树上飞走，想要摆脱这个身份以换取真正的自由时，却发现自己命中注定要被这段已然变成坟墓的历史所牵绊，她就像这座坟墓生下的蛋。历史有多肮脏，这颗蛋就有多肮脏。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该如何把我自己呢？换句话说，该如何重建活下去的合理性，该怎样重新回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在拥有众多取舍可能的情况下，是继续做“一根坚硬的刺”，还是做“一只逃跑的鹿”？我觉得，坚硬的刺，在这里代表的其实是“面对”，而鹿的逃跑，诚然有奔向自由的一面，但更有“逃避”的一面。

今天我和一棵枫树做朋友，明天却要拿斧头将它砍倒。这是对历史的一种代入，犹太人本来就想森林中的枫树一样，和其他树种和谐共生，在柏林、在布拉格、在维也纳都和当地人和谐共处，突然有一天他们就被隔离被屠杀。而这样的罪恶像轮舞一样循环，在种族的基因中传递。

诗人想要结束这种传递，想要一种全新的“开端”，想要挣脱这种罪恶的箭矢对自己的惩罚。想要变成一粒沙或者一只野鸭。想要从一只鸽子或者一块滚动的石头中重新认出自己，赋予新的身份，但诗人似乎还没有找到那个可以称呼一个新我的词，。一个不需要借助别的语言来命名的全新自我。

我们从这首诗里读出的最多的两个关键词是：“束缚”和“逃跑”。我们看到诗人密集使用“鸟”、“逃跑的鹿”、“野鸭”、“鸽子”等意象，这些意象代表着什么呢？有人它们看做自由的象征。在我看来，她们虽然一方面代表着自由，另一方面，也都无一例外暗含着逃跑与逃避之意。不管怎么说，对一个年轻诗人来说，把如此沉重的历史罪恶加诸己身，无论如何都有些不公平，但她又必须要面对。

很明显，此时的诗人就是处在这种对自己身份的一种痛苦、迷茫和纠结的审视过程中，在束缚与逃跑之间，并没有一个自足自洽的方案。也许这个方案永远不会存在，她必须在背负这种罪恶的前提下才能发明一个新的语言，新的词语，以重建自己的身份。

尤其，我们无法忽视的一点，在这首诗写作的前后，正是巴赫曼与策兰相识与爱恋的一个时期。策兰作为一个犹太幸存者，自觉地将犹太人的苦难加诸己身，而巴赫曼又何尝不是将民族的罪恶加诸己身，也因此他们的爱情，必然带着历史的咒怨、激情与折磨，走向属于各自身份的放逐与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