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itten by 流马 
当我死了的时候，
把我在坟墓里深深埋葬，
在那辽阔的草原中间，
在那亲爱的乌克兰故乡，
好让我能看见一望无边的田野，
滚滚的德聂伯河，还有那些峭壁和悬崖；
好让我能听见奔腾的河水，
怎样日日夜夜在喧吼流荡。
当河水把敌人的污血，
从乌克兰冲向蔚蓝的海洋……
只有那时候，我才会离开
祖国的田野和山岗，
我要一直飞向
上帝所在的地方，
但在这个日子来到以前，
我决不会祈祷上苍。
将我埋葬以后，大家就奋身起来，
把奴役的锁链粉碎精光，
并且用敌人的乌血
来浇灌自由的花朵。
在伟大的新家庭里，
在自由的新家庭里，
愿大家不要把我遗忘，
常用亲切温和的话语来将我回想。
1845年12月25日于彼烈雅斯拉夫古城
作者 / [乌克兰] 塔拉斯·谢甫琴科
翻译 / 戈宝权
[乌克兰语版]
Як умру, то поховайте
Мене на могилі,
Серед степу широкого,
На Вкраїні милій,
Щоб лани широкополі,
І Дніпро, і кручі
Було видно, було чути,
Як реве ревучий.
Як понесе з України
У синєє море
Кров ворожу… отоді я
І лани і гори —
Все покину і полину
До самого бога
Молитися… А до того —
Я не знаю бога.
Поховайте та вставайте.
Кайдани порвіте
І вражою злою кров’ю
Волю окропіте.
І мене в сім’ї великій,
В сім’ї вольній, новій
Не забудьте пом’янути
Незлим тихим словом.
25 грудня 1845 в Переяславі
Тарас Шевченко
[俄罗斯语版]
Как умру, похороните
На Украйне милой,
Посреди широкой степи
Выройте могилу,
Чтоб лежать мне на кургане,
Над рекой могучей,
Чтобы слышать, как бушует
Старый Днепр под кручей.
И когда с полей Украйны
Кровь врагов постылых
Понесет он… вот тогда я
Встану из могилы —
Подымусь я и достигну
Божьего порога,
Помолюся… А покуда
Я не знаю Бога.
Схороните и вставайте,
Цепи разорвите,
Злою вражескою кровью
Волю окропите.
И меня в семье великой,
В семье вольной, новой,
Не забудьте — помяните
Добрым тихим словом.
Тарас Шевченко, 1845 г.
（Перевод с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на рус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а Твардовского）
一个民族要成立，共同的语言是一个核心的因素。而塑造一门民族语言的，必然有一位甚至多位文学大师，他们的文学作品被传诵，从而成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基调。
对于乌克兰而言，这个大师便是塔拉斯·赫里霍罗维奇·谢甫琴科（1814-1861），无可争议的现代乌克兰文学之父、语言之父。乌克兰人称他“Kobzar塔拉斯”, “Kobzar”的意思就是吟游诗人，可见他也是个很有表演天赋的人。
每年的3月9日，乌克兰人会有各种活动纪念这位吟游诗人，比如2017年这天，基辅地铁搞的活动是，只要你在几个指定的地铁站背诵几句谢甫琴科的诗，就可以免费坐地铁。
今天这幅题图摄影，记录了前几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轰炸基辅东北郊区一个叫Borodianka的小城镇的惨像。图中的雕像便是谢甫琴科，雕像面对的建筑残骸显然是居民楼，而不是什么军事设施，而雕像背后便是小镇的文化馆。
值得一提的是，Borodianka并非无名小镇，有件事也是让它可以载入历史书的。1863年，这个只有1万多人的小镇曾经爆发过一次反对俄罗斯统治的起义，带头的人叫Władysław Żeleński，没错，和现在乌克兰的战时总统（Volodymyr Zelenskyy）几乎一样，都叫泽连斯基。
谢甫琴科出身农奴，主人发现他的艺术天赋之后，送他去学画，另一位画家勃柳洛夫在他24岁时帮他赎身为自由人。在这样的人生里，他选择的是对压迫说不，他写长诗《海达马克》，记录18世纪乌克兰农民反波斗争，也写乌克兰农民的生活。后来他参加反抗俄罗斯沙皇的秘密政治团体，被捕流放了10年，43岁才获释（刚好和现在的泽连斯基总统同龄）。
作为专业画家，谢甫琴科也留下了不少绘画作品，许多是乌克兰风景和人物。但他也会用画作来直抒胸臆，比如这幅他创作于1844年的纸本铜版画《美丽如画的乌克兰》，描绘了一个手持镰刀，穿戴传统乌克兰女性服饰的死神，在与一个俄罗斯士兵对话。在今天看来，象征意味十足。
今天这首诗，是谢甫琴科最有名的篇目之一，无需解读，你就能体会到其中反抗强权，争取自由的那种冲动。
2003年，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读大一。学院当届一共3个班72个人，1班是自中学学习俄语的高起点同学；2班是俄语零起点的同学；3班就是我们班，设置复语课程，除了同样零起点的俄语，还将在两年后学习另一门小语种：乌克兰语。
母校是全国顶尖的外语专业院校。在当年开办的数十个语言专业中，乌克兰语，是全国本科院校首次专业授课；在常规四年学制中学习两门外语，更是罕见设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全班这24个俄语、乌语双双零起点的孩子，都是偶然被历史选中的一小群人。
那时我们年轻，不懂学习复语课程有多么困难，也不太明白老师们安排筹措的苦心。刚开学没多久，学院就积极牵头留学生部，让我们这帮大一新生和同年的俄语国家留学生结成语伴，在外语学习上互帮互助，深入交流。“想练好口语的同学都去吧”，老师这么鼓励道。连我在内，七八个同学犹犹豫豫举起了手。
和留学生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教学楼下的晨读园里，我们8个人，对方也是8个人。怎么结对呢？大家都有些生涩。英语最好的一位留学生比划着提议，我们这边把各自名字写下来，你们来抽签吧，抽到谁，就和谁结成语伴。
大家都同意了。
哎，会不会抽到一个我读不出来的名字啊？那可丢脸了。刚开始学习俄语不到一个月的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打开了手上的小纸条，念出纸上的四个字母：
“AHHA……Who is Anna？”
“你好，我是安娜。”
一个身量小巧的女生应声向我走来。我们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傻笑了起来。初次见面，我和安娜都对彼此充满好奇，交流上却颇受限制：我只会说中文和英语，勉强能认出刚开始学习的33个俄语西里尔字母；安娜会俄语和乌克兰语，已学了一些汉语拼音。我们拿出手机，交换寝室电话和手机号码，约好每两周要见一次面，她教我俄语，我教她中文。
后来我才知道，与我们结对的这些留学生，有人来自俄罗斯、有人来自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但只有安娜是乌克兰人。乌克兰总人口数不足4000万人，北京和上海两座超级城市的常住人口加起来，就已经超过这个国家的全部人数。这就是是命运的巧合吧，当年来我校留学的、自愿与中国学生交流的唯一一个乌克兰人，恰巧与我这个乌克兰语专业生结为语伴。
北京的秋天很美很美。两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在万里无云的晴空下相遇。
Nihao wo shi anna. Women mingtian xiawu jianmian，keyi ma？
（你好我是安娜，我们明天下午见面，可以吗？）
第一次收到安娜的短信，仿佛解读密码，我瞪视良久才明白，原来外国人是这么用汉语拼音的：词组和词组挨在一起，串连成完整的句子。我有样学样回复了她，当即约好在留学生宿舍楼下的小花园碰头。
第一次语言学习，我们俩都严阵以待，各自背上书包，带上那些让人挠头的难题。我拿着俄语教材BOCTOK（东方），她拿着对外汉语教材，我们交换了彼此的教科书和练习题，翻看了一会，同声发出感慨：
“学中文太难了！这题我都没看明白！”
“俄语也是！这些词我平时根本用不上！”
两个母语使用者惊讶地吐着槽。同为外语人，同被课堂虐到惨，这要命的感觉太过熟悉。我们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就这样，晴天在花园，雨天在食堂，冷热天气奢侈一把去校内西餐厅。同期结队的其他语伴，因着这样那样的理由陆续拆伙，只有我和安娜，欢乐又积极地互助着、学习着。在一大波放飞自我的留学生当中，勤奋的安娜显得格外非主流，她向我提出的问题飞速升级，习字本上的汉字端端正正。在沉浸式的中文语境里，她的汉语水平肉眼可见地只往上窜，我们的对谈从一开始比划混搭，进展到一半中文一半俄语，一学期过去我猛然惊觉，我们几乎都在说中文了。
“安娜，大舌音真是太难了，我到现在都不会。”
每天练习几小时弹舌无果的我，那时总爱重复抱怨。
“可我没法给你帮忙，你加油，多多练习！”
安娜的汉语四声标准悦耳，一口带着儿化音的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
时间过得飞快。到了大二，我和安娜成为了真正的朋友，除了语言学习，我们常常与对方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大概就在这段时间吧，我和她干过许多外国留学生不太会想到的事儿：去玉渊潭公园看樱花，去批发市场买衣服，去逛新开的书店，去宜家啃一块钱的甜筒冰淇淋，等等等等。
“安娜”是个最常见的俄罗斯名字，但我的朋友安娜，外表却不像我们印象里的俄罗斯族裔。站在大多数中国北方人旁边，身高不足一米六的她显得小巧玲珑，金发碧眼衬着雪白的皮肤，再加上温柔满溢的笑容，让她看起来颇有几分神似真人版的洋娃娃。或许也因为这样吧，每次带着她走出校门，就算是见惯了老外的北京人，还是会对她侧目。那时，可以拍照的彩屏手机刚刚开始普及，走在路上，总有人忍不住过来和安娜搭话，然后把手机塞给我，让我替他们拍照留念。
去玉渊潭公园看樱花的那个下午，也遇见这样有趣的场景。春日里阳光灿烂，我和安娜站在连片盛开的樱花树下，呼吸着清朗的空气，眺望着北京城中少有的平静水面。旁边的大妈却不看樱花，一直好奇地看着我们。
“哎呀，这姑娘真好看啊，也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
“阿姨，我是乌克兰人。”
迎着大妈一脸惊讶的表情，安娜笑眯眯地用中文回答。
“哎呀，你能听懂普通话呀！乌克兰，那离中国很远吧？你来北京干嘛呢？”
“我是留学生，我来学中文。”
“你中文说得太好了！喜欢中国吗？”
“谢谢夸奖。是的，我很喜欢中国。”
“那你别走了，留下吧，咱北京多好呀！”
大家都笑起来，大妈自然而然凑过来，在樱花树下和安娜合影，还单独给安娜照了张全身像，才有几分留恋似地挥挥手离开。“别走别走”，又有路人赶着上前来，拉着安娜继续拍照。
安娜还是笑嘻嘻的。像个小明星。像个洋娃娃。
我问安娜，被路人这样盯着拍照片和问问题，会不会觉得心烦。安娜说不会，我很喜欢你们中国人，大多数对我们外国人都挺热情挺友好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喜欢”是个非常微妙的词儿。我和安娜刚认识不久，说话都还磕磕绊绊的时候，她就问起过我，你的男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我对这个细节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她直接略过了“你有没有谈恋爱”这一前置问题。比起我们来，她们的交友观念确实更自然更开放一些。我们聊起两国民俗时，安娜特意给我看过她的成年礼照片，告诉我他们那通常都会为家里的孩子举办18岁的成人礼。在自己的18岁生日舞会上，安娜穿着一条蔚蓝的西式长礼服裙，金发闪亮，眼睛如湖水碧蓝，看起来俨然是一位自信成熟的年轻女士。
“这是妈妈特意为我缝的裙子”，安娜语带自豪地说。在我的连声惊叹中，她告诉我，她认识的乌克兰妈妈很多都有这样的手艺，因为她们没法经常买衣服，“对一般人来说，好看的衣服不是太少，就是太贵”。
除了历史文化悠久、治安环境稳定，学费低、物价低，也是安娜选择来北京交换留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按照她的说法，她们的日用品里有不少都是Made in China，中国，在她的心目中并不像地理位置上那般遥远。
我被缝衣服这事戳中了。经过一轮寒暑，我已经留意到安娜的穿着质朴简单，但我从没深想过那背后的原因，不甚细心的我想当然地觉得，大家都是穷学生，省着花钱才是正常状态。
不久之后，我借口让她陪我挑东西，拽上安娜直奔“动批”，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动批”是那代海淀学子的共同记忆，位于西北三环核心商圈，接连一大片或高或低的楼宇，“趴”在大北京宽阔的八车道马路两旁。在没有互联网购物的年代，这些巨无霸市场就是穷学生们的淘货天堂，你能想到的一切生活用品、寝室用具、男女服饰、百货杂物，甚至美甲修眉打耳洞，都在这里以批发价甩卖，应有尽有，不可思议的便宜。2元钱的腰带，3元钱的牛仔短裤，5元钱的钱包，8元钱的上衣，10元钱的连衣裙……和初次踏入此地的我反应一模一样，安娜的表情，彻底失控了。
一路逛一路买，兴奋不已的我们终于走到市场的尽头。沿墙摆着一线大头贴机器，这地界，我熟。我拉着安娜走进小帘子，耐心教她怎么拍大头贴。
“眼睛要看向上面的摄像头，动作记得提前想好。哎别太靠边，拍不到你啦！”
在机械化的倒数声中，我们嘻嘻哈哈拍完了照片。安娜的皮肤真的太白了，除去她把帽子戴起来搞怪的镜头，其余的照片里，她都快要融进背景墙里。
“Xiexieni，wo he wo de pengyoumen you qu le dongwuyuan。Tamen ye maile yifu，hen kaixin.”
“buyong keqi。Xiaci women zai yiqi qu waner.“
（谢谢你，我和我的朋友们又去了动物园。她们也买了衣服，很开心。）
（不用客气。下次我们再一起去玩儿。）
一年又一年，和安娜的交流不单锻炼了我的俄语口语，汉语拼音打字也已烂熟于心。
有一次，安娜约我一起去北四环的另一所大学，她要和一同过来中国留学的乌克兰同学见面。这所学校以接收外国留学生著称，校园里就像半个小联合国。安娜和她的朋友用俄语飞速聊天时，我张望着不远处的绿草地，肤色不同打扮各异的大学生们，成群结队地走过来，走过去。
“你觉得在我们学校读书无聊吗？都没什么你们国家的同学。”
“不会，老师讲课很好。”
“那你交到男朋友了吗？最近经常和你在一起的那个日本同学怎么样呀。”
“他不是。我有一点点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可是没有用。我们都要离开中国呀。”
说到离开，向来轻松愉快的安娜，表情难得低沉了下来。
2005年秋天，我们升入大三。新学期开始了，乌克兰外教也来了，乌语班正式进入复语课程的学习。要学的新内容实在太多，时间难以协调，老师采取民主态度，让全体同学举手表决：是否免修三四年级重点开设的俄罗斯文学，让乌语课排得更充分一点？2票对22票，除了我和另外一名男同学，大家压倒性地同意了这个折中方案（事实上，没学俄罗斯文学的我，毕业多年都觉自己读了一个假的文学学士学位）。
与课程对应，教材的数量和重量都超乎想象。某日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帆布包袋子突然绷断：偌大一个包袋里，勉强塞进俄语教材、乌语教材，塞进俄语字典、乌语字典、俄乌双语字典，还塞进备用的英语字典，厚厚一摞砖。
复语学习的压力，真是太大了。
我和安娜的结伴学习，在长时间的轻松愉快之后，突然不平衡起来：她说着流利的中文，我却仿佛又回到了大一，指着就像在和俄语“找不同”的那些乌语字母、单词和句子，问问这个、问问那个。两种斯拉夫语在我这个中国人的脑子里打架，好沮丧，一团乱。
有一次，似乎是问起某个语法问题，安娜再次回答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们哪儿就是这么说的”。我知道这是她的标准答案，也知道没什么好苛责的，可是那段时间的学习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我把失望的情绪写在了脸上。
和留学生通常的直接率性相比，安娜是个性格温和的姑娘。她看了看我，轻声开口：
“其实我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学习乌克兰语。我们乌克兰人自己，很多都不说乌克兰语。”
我在国情课上学过，知道乌克兰分为俄语区和乌语区，分别使用不同的语言。而安娜告诉我，在乌克兰，更多的人说俄语，每个受过教育的乌克兰人都懂俄语。在通用俄语的大城市里，年轻人总嫌乌克兰语发音带着土气，日常生活中说乌语的人，甚至会被笑话成刚刚进城的乡下人。现代乌克兰的官方语言乌克兰语，更像一门书面语言，在全国电视新闻、政府公告、或者是学校教学等正式场合统一使用，在民间，它远远不如俄语用得广泛和普及。
“还有——”安娜强调道，“你知道我是基辅人，但你知道吗？基辅就属于你们说的俄语区，在我们国家的首都，除了电视上的官员，每个人都在说俄语。”
生长在中国、说着汉语长大的我，很难有这样的人生体会。我的脑子里塞满浆糊，被安娜这一通组合拳打下来，似乎更迷糊了。
“你还没有回答我，为什么你要学习乌克兰语？你对乌克兰感兴趣吗？以后你会去俄罗斯，还会去乌克兰？”
安娜难得固执，连声追问着我。
接连许多天，安娜的问题在我心中萦绕。我去学校图书馆目录翻找良久，发现就算是在我们这样的专业院校，关于乌克兰的专业研究资料也不多见。幸运的是，国内第一部中文乌克兰史书就在那年全新出版，我抢在全班同学之前借出，一口气读完。对这个写满苦难的国家有了更加客观、全面的了解。我第一次向自己发问：你到底为什么要学乌克兰语？你真的想去乌克兰或者俄罗斯吗？
和出生在乌克兰国家首都的安娜不同，我来自中国南方的小城市，除了爷爷奶奶偶尔哼唱几句《喀秋莎》和《红莓花儿开》，我的生活中已没有什么苏俄文化的历史痕迹。在小城市的教育理念里，优秀的孩子就该好好读书，拼尽全力考学去北京、去上海，读个好大学，找到好工作，一生幸福平安。我能进入现在的学校，是因为中学时代的英语应试能力超群拔尖，在高考之前，就有幸被学校专项招生提前录取，获得一个宝贵的来北京读大学的机会——至于读什么专业，那是学校早已分配指定好的，我没有选择权。
我一直是个好学生，听话读书，认真努力，是我学生生涯的默认状态。“考个好大学”，我已然实现老师家长理想人生样板的前半段。“找个好工作，一生幸福平安”，这后半段，真的需要远赴异国才能实现吗？
安娜提出的问题我尚未思考过。它经由一位普普通通的乌克兰年轻人，摆到了我眼前。
我想，这或许就是命运吧。
进入高年级，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参与外事活动。时任俄罗斯、乌克兰驻华人员都很重视与学界交流，使馆人员经常来校沟通拜访，参与校园活动。作为回馈，院校领导会带上少量的学生代表，出席使馆的外事活动，帮助年轻学子走入外交场合，进一步熟悉自己的语言对象国，侧面感受和想象自己未来的工作状态。我曾有幸参与俄罗斯大使馆为新任驻华大使举办的欢迎宴会，惊叹于俄罗斯驻华使馆那庄严的宅邸，大理石双台阶簇拥着宽阔的活动大厅，水晶大吊灯映照出满室壮丽；我也曾和全班同学共同前往乌克兰使馆的乌克兰国庆日招待会，当时乌使馆有位文化参赞中文名唤作“夏光”，说着流利的中文、乌语、俄语和英语，长袖善舞笑容可掬，自在周旋于满场宾客之中。艰难的语言学习、郑重的外交礼仪，校园内外的点点滴滴，都让20岁的我开始反思自问，我真的做足了准备，要与万里之遥、白雪冰封的陌生国度持续交流，奉献终生吗？
我的问题没得出结论，与安娜的分别已先行到来。她在中国的交换学习到了尾声，要回国完成后续学业。离别总是让人感伤，二十出头的少年人亦是如此，何况那时山重水远，跨国交流只能依赖昂贵的国际电话、漫长的书信往来，那些把世界拉平的社交网站及app，都还没有出现。
国际电话太贵了。安娜说，我们写e-mail沟通吧。可以稳定跨国沟通的电子邮件系统都有什么呢？我们商量来商量去，她给我一个yahoo.ru的邮件地址，我给她的是yahoo.com.cn。安娜告诉我，除了俄语国家通用的yandex，她身边的年轻人都在看yahoo，这是当时当地最流行的门户网站。
最后一次收到安娜的短信，她说在宿舍楼下等我。一见面，安娜就交给我一件厚厚的黑色长款羽绒服，还有她经常戴着的玫红色围巾。
“你把这些带回去吧，你戴这条围巾特别好看。”
“阿克萨娜，乌克兰太冷了，这些我用不上。我的朋友里面，只有你和我身高差不太多，请你收下好吗？我喜欢的围巾，我也送给你。”
“安娜，你以后还会回来中国吗？”
“我想回来的。也许我可以成为一名记者，或者是主持人。这样我就能来中国工作了，还能继续使用我的中文。”
抱着她塞给我的那一大捧软蓬蓬，想想彼此都不确定的未来，我默然无语。
“你呢？阿克萨娜，你会来乌克兰吗？如果你来基辅，请一定写邮件告诉我，我让妈妈给你做好多好吃的。一定要记得写邮件呀！”
“好的安娜，再见了，不管在哪里，我们以后再见面。”
我的俄语名是OKCAHA，这也是乌克兰人的传统名字。在俄语里读音为“阿”的这个“O”，在乌语里发音其实是“奥”，或者更接近于“喔”。我已经被乌克兰外教一整个学期唤作“奥克萨娜”，班里同学都都很不适应这发音，转脸偷笑的有之，怪声呼喊的有之：一帮傻孩子，面对久远的异族语言之争，实在谈不上敬畏。
直到最后，安娜都一直用俄语名字称呼着我。
很久之后，我忽然这么想。
裹着安娜的羽绒服，我度过了在北京的第三个冬天。时间来到2006年，这一年是中国“俄罗斯”年，从官方到民间都在推动中俄友好交流活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报名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俄罗斯知识竞赛，经历海选、面试和半决赛，和全国六大高校不同专业的数名大学生一起，幸运闯入决赛。学院领导严肃中正，很少参与综艺类型的电视节目，这次却带队组织师生来到节目现场加油助威，尽显主场优势。决赛舞台上处处体现着中俄文化交流元素，除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还特别邀约一位嘉宾主持，以中俄双语流利交替主持。在连续几天的节目录制中，我们了解到她来自莫斯科，现在是一名教师，因为中文功底深厚，常常兼职主持人的工作。看着这位满头金发的俄罗斯女士，我常会想到安娜。如果她能来到中国，是不是也可以凭借她出色的语言天赋，成为一名乌克兰国际友人代表，登上那些盛大的舞台？
“亲爱的安娜，我拿到了大赛冠军，俄罗斯大使在大使馆晚宴上与我握手祝贺，节目组奖励我去俄罗斯旅游，我想去圣彼得堡、去莫斯科。”
“安娜，我快毕业了，我想留在中国，但可能会离开北京。”
“安娜，你毕业了吗？你还会来中国吗？”
情况就像预想的那样糟糕，我发给安娜的每一封邮件，都被服务器冷酷无情地退回。她发给我的，恐怕也是这样吧。
2007年，本科四年的学习结束了。我没有留京，也没能出国，我选择了跨专业工作，要回到中国南方。离开北京前，我去营业厅注销用了四年的手机号码，业务员说，你话费没花光，没法退，抓紧用用掉吧。
站在营业厅门口，我和能想到的朋友挨个打电话告别，奢侈地消耗着亟待清零的电话费，挥霍着通话时间。安娜的名字排在我通讯录最前面，为了省钱，我们总是用包月的短信息互相联系。我点开她名字，找出那些汉语拼音写成的短信看了又看。过完这一天，它们就跟着注销的手机号，一起消失。
2016年，yahoo开始出售中国业务，cn尾缀的yahoo邮箱宣布永久终止服务。
与安娜联系的最后一丝可能也消失了。
我离开北京已经十五年。安娜转赠的羽绒服跟着我辗转三座南方城市，不合穿了仍不愿扔，压在衣箱最底层。她的围巾我每年都戴，偶尔有朋友评价，这颜色流俗，与你不相称。我笑一笑不说话，想起安娜的巴掌脸，被毛茸茸豹纹样的羽绒服帽子围裹。帽子外边，她老喜欢系这条玫红色的围巾，衬得整个人金发闪亮，肤白胜雪。
那是我记忆里的安娜，不是洋娃娃，像是他们民族的传统，披着漂亮方巾的俄罗斯套娃。
围绕俄乌两国暗涌多年的纷争，在2022年的春天到来前彻底爆发。万里之外的我，面对互联网时代无差别传送的即时新闻，心碎不忍卒读。对我而言，那不是一帧帧简单的新闻画面，那是安娜的家乡，是公元九世纪建城的基辅罗斯古都，在清晨五时，陡然间硝烟弥漫。
战火点燃前，焦灼难眠的我，在凌晨一点，对着手机屏幕里的NFT版权藏品，人生第一次按下报价的“确认”键。早晨醒来我匆忙打开手机，如同期待的那样，等到了艺术家同意出让的信息。
那是个年轻艺术家的数字艺术作品，画里的姑娘穿着玫红色裙子，体态轻盈，自由自在。
画家给她命名为《安娜》。
这世上太多事情趋于悖谬，我对人间真实无能为力。讽刺的是，在虚拟的元宇宙，一串区块链代码，帮我写出了唯一的，固定的那个“安娜”。在人间无力的我，荒诞地握着这串代码，假想那个虚拟世界里，有一个安娜，再也不会与我失去联系。
温和的、勤奋的、总是微笑的乌克兰姑娘。你在家乡还好吗。
写于2022年2月24日至2月26日
俄乌战争第一日至第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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