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感怀

蜂鸟悬在金钟花的头顶
金钟花悬在小女孩的头顶
小女孩悬在父亲的头顶
年轻的父亲感觉非常高大

而现在一切都变矮了
现在我时常站在窗口
我已经能忍受没有天空的生活
我已经放弃了抵抗却不曾投降

蜂鸟悬在另外的花朵上
蜂鸣器的嗡嗡声仍旧清晰可闻
我知道花蜜还在
我的女儿还与我并肩站在一起

我们还能一边回忆一边彼此纠正
美好的时光消逝了却依然是美好的
我们在依偎中渐渐明白了
我们为什么需要依偎

作者 / 张执浩

写这篇文字之前，我特意搜了一下金钟花的图片，真好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金钟花。

我想起我的女儿，前不久我们刚刚见了一面。不远千里回了一趟家，见面时间却不超过半个小时，然后就匆匆而别。这次见面居然有些冒险，就像一个潜逃犯想要逃亡天涯，在警察赶到之前和亲人的匆匆一别。这样的桥段我们好像在哪部电影里看到过，如今却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女儿在老家读书，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并不能随时回去陪伴。我居住的地方，前几个月一直有高风险存在，所以自从暑假结束以来，我还一次都没有回去过，转眼期中考试结束了，而这边的情况也好了很多，已经没有风险区，我想我应该可以回去一趟了。谁知一到老家火车站，就被劝返。

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行程卡里出现了一个我没有去过的高风险城市，只是因为我住的地方离那个城市太近，所以被手机信号识别了。这个时候只能求助于通信公司，让他们取消那个并不存在的行程，但这却需要时间。与此同时我也向那些留置我的人说明我并没有去过该地，他们便让我写保证书，说写好保证书就可以不用居家隔离，也不用劝返。

为了能和女儿团聚，我忍了——现在你知道了什么是软肋。保证书上传后却久久没有消息。这中间我只能不停给通信公司打电话，不断刷新行程卡，希望把那个不存在的行程取消。这样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才终于有人过来，把身份证还给了我，通知我可以回家。我甚至没来得及追问为什么突然还我自由，只是沉浸在突然“自由”的兴奋中，“愉快的”打上车。

然而刚下出租车，又有人打电话过来，说就算我没去过那个高风险城市，但我出发地所在区刚刚出现病例，所以我还是要被隔离或者被劝返，问我选哪个？我想就算被劝返，人已经到家门口了，不能连家人都不见一面就走吧，回了一句“让我考虑一下”，就挂了电话。就算今晚不得不被劝返，也要先和女儿见一面。

我记得那个下午，提心吊胆地在家等女儿放学，害怕有人突然上门来封门。

女儿是晚上6点到家的，而我却定好了晚上7点返回的火车，我们见面的时间没有超过半小时。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个晚饭。晚饭甚至没有吃完，我便不得不又拉起行李箱，赶赴火车站了。我离开时，女儿装作没事的样子，甚至都没有从饭桌前站起来送我一下。后来妻子告诉我，我走后没多久，她就躲到房间里去哭了。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这次回家，会给以后的她留下什么样的记忆呢？

我想起那天和女儿的简短对话。我们谈到疫情，我只是习惯性地说（尽管我也不相信）：明年没准就好了。谁知女儿说：你去年就是这么说的。是啊，不仅仅是去年，前年我们也这么说过，那时至少我们还有点相信。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人这么“乐观”了。只要有人不希望它结束，它就不会结束。

我的这种习惯性的说辞，暴露了我的一种习惯性想法，难免还抱着一种事情总会好起来的“天真”和“乐观”。但三年的经历足够提醒我，这是一个巨大的认知误区。

我想起茨威格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中所说的话：

我的女儿她们这一代人能从这场疫情中习得什么样的思维习惯呢？他们这一代人将来会以什么样的基调来看待这个世界呢？他们会不会认为“轻率的乐观主义是十分陈腐的”呢？如果真是如此，我要祝福他们，这种未经深思的乐观，不仅是陈腐的，而且是轻浮的。

我想这三年，为家庭团聚增加的难度，每个人都有的体会。诗人说：“现在一切都变矮了”，是的，一方面是孩子长高了，一方面时代变矮了，我们生活的天空变矮了。我们大多数时间足不出户，“忍受着没有天空的生活”……

的确如他们所说，“你的软肋是孩子”。是的，这是我们的软肋，但是，我们难道就这一条软肋吗？在大数据无所不在的计算中，我们有多少软肋，恐怕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了。但是，在所有的软肋中，最大的软肋，我认为恰恰是我们对“美好”的坚守，而这很可能是有人想要摧毁的：

越是在被迫隔绝的时代，我们越会明白，那些消逝的美好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巨大的勇气，我们因为曾经拥有过美好的时光而变得勇敢，从而在依偎中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依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