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任何一本白银时代文学史，赫列勃尼科夫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章，他作为白银时代大诗人的地位是稳固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地位似乎变得更加坚如磐石，在某些作家眼中赫列勃尼科夫比上述几位白银时代大诗人更加出色。作家符谢沃罗德·伊万诺夫将赫列勃尼科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相提并论，认为他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未来主义另一位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则赞誉赫列勃尼科夫是“发现诗歌新大陆的哥伦布”。而始终昂着头颅的骄傲的曼德尔施塔姆，也罕见地给予赫列勃尼科夫极高评价：“他的每一行诗都是一部新的长诗的开头。每隔十行就会出现格言警句，简直可以刻在石头或钢板上。赫列勃尼科夫写的甚至不是诗，不是长诗，而是一部庞大的、百年千年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全俄罗斯的圣礼圣像册。”

但赫列勃尼科夫在白银时代诗人群像里面孔始终显得有些模糊，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正是和他的上述两位最重要的仰慕者和追随者（两人的诗歌创作中都可以找到赫列勃尼科夫的影子）过早离世有关，在诗歌圈赫列勃尼科夫失去了两个最有力的支撑点，这显然不利于他的诗歌影响力的扩大。事实上，除了马雅可夫斯基和曼德尔施塔姆之外，赫列勃尼科夫的激赏者主要是一些语言学家和学者，诸如雅各布森、什克洛夫斯基、特尼亚诺夫等，很可能正是赫列勃尼科夫的诗歌激发了俄罗斯形式主义学派的创造力。赫列勃尼科夫在诗人中的知音，除了马雅可夫斯基和曼德尔施塔姆，主要是一些影响力较小的次要诗人，诸如塔特林、利夫希茨、阿谢耶夫、马尔夏克、扎波洛茨基、卢利耶、尤金娜、利帕夫斯基、萨莫洛伊夫等，他们对于赫列勃尼科夫在诗歌史上的地位还难以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这也导致赫列勃尼科夫在白银时代众诗人中近乎一位隐身的巨人，人们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重量级的存在，但是却由于畏惧或者无知而不敢贸然踏入其中。

俄罗斯文学界对赫列勃尼科夫评价非常极端，或者推崇备至，或者漠然置之，而中国翻译界对他倒是整齐划一的漠视，就我的视野而言，中国翻译家大概只有郑体武在《俄国现代派诗选》中翻译过他十几首短诗（本文初稿写于2018年5月，2022年8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郑体武翻译的《赫列勃尼科夫诗选》），再有就是在《超现实主义 未来主义》一书中有两首无题诗（徐京安译），除此之外再难觅得赫氏的哪怕只言片语。几年前我曾经在电话里专门问过俄语老翻译家谷羽先生，赫列勃尼科夫的中译为什么这么少，他原本轻松的语气立刻变得严肃起来：“赫列勃尼科夫的诗歌太难翻译了。”后来我翻看了有关赫列勃尼科夫更多的资料，终于明白谷羽先生的“太难翻译”具体是何所指了。

赫列勃尼科夫大概是诗歌史上最彻底的语言实验者和革新者，早在1908年赫列勃尼科夫就在自己的诗作中表明了自己对于词的态度：“词是绣架；词是纤维；词是布料。”在赫列勃尼科夫的诗中，词语有一种被长久凝视之后产生的眩晕感。对于每个词，赫列勃尼科夫似乎都要仔细端详，一心要探索其中潜在的可能性，新的音响组合，新的音响色彩。曼德尔施塔姆也曾敏锐意识到这一点，说他“像田鼠一样折腾着语词”。赫列勃尼科夫把古词、旧词或方言词，如古俄罗斯的花园名称，古俄罗斯的四季名称，教堂斯拉夫语的表达法，被遗忘的词语，极少使用的词语，与斯拉夫语言同族的词语，统统拿来，平等使用。这些词语如同泥泞的沼泽自然会给翻译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而和赫列勃尼科夫诗歌中大量的自创词相比，这些困难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尽管这些被“勤奋的田鼠”想尽办法搜罗来的冷僻词语丰富了语言的质地，但和赫列勃尼科夫试图打破语言僵化的期望显然还有距离，那么创造新词对于赫列勃尼科夫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创造新词是语言文字僵化的敌人，它根据语言至今仍在河流和森林附近的乡村被创造着这一事实，每时每刻都在造词——这些词有的会夭折，有的将不朽——并把这不朽的权利转移到文字的生命中去。新词不光应该具有名称，还应该指向被指称的事物。创造新词并不破坏语言规则。”这段带有自辩色彩的言论，为赫列勃尼科夫诗歌最重要的形式特征——自创词——奠定了基础。据统计，在赫列勃尼科夫的著作中，他创造的词语有一千多个，这些自创词词义纷杂、游移，构词方法灵活多变，而且大多都可以引起双重的理解。尽管赫列勃尼科夫在创造新词时是很慎重的，多半可以通过这些新造词语的上下文形成对于词意的假想，而且这种假想多数时候是全然合乎情理的。但是可以想象这些自创词会给翻译带来怎样的困难，我相信谷羽先生所说的“赫列勃尼科夫太难翻译”主要就是这些自创词带来的显而易见的重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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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11月9日（俄历10月28日），维克托·弗拉基米洛维奇·赫列勃尼科夫出生在信奉佛教的蒙古游牧部落的“汉营”里，那汉营所在的草原是由里海干涸的海底变成的，换句话说，他出生在俄罗斯阿斯特拉罕省小杰尔别托夫乡，信奉喇嘛教的卡尔梅克人中间，他父亲是乡里的督察官。父亲的祖上是阿斯特拉罕有名的商人，母亲的祖先是扎波罗热人。换言之，赫列勃尼科夫出生于俄罗斯帝国的一个偏僻角落，这种出身本身大约也是赫列勃尼科夫未来和莫斯科、彼得堡那些诗人格格不入的一个源头性的原因，至少在有生之年他没有凭借他那些优秀的诗篇真正征服莫斯科的诗人圈，更别说彼得堡的了，他的诗中总是盘旋着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草原和伏尔加河三角洲的名词和意象，而这些南方绚丽的意象（“乌拉尔秋天柔软的锦缎”），也总是把他从莫斯科拉回故乡，甚至拉回更南方的巴库和伊朗。

赫列勃尼科夫出生于信奉佛教的蒙古游牧部落的汉营，也意味着他从一开始就处于俄罗斯正统的东正教控制范围之外。里海之滨错综复杂的文化形态也影响到赫列勃尼科夫的诗歌，使他的宗教兴趣驳杂而多样，并未定于一尊，在赫列勃尼科夫诗歌中出现的神祇包括古埃及太阳神阿顿和卡、印度的守护神毗湿奴、中国神话中的盘古、古希腊神话中的俄狄甫斯、伊朗神话中的恶神阿赫利曼、南非祖鲁族中的万物始祖温库隆库卢、日本的自然之神伊扎纳米等等。其结果则是信仰本身的庄严和单一让位于一种带有喜感的众神嬉戏，以至于其变成赫列勃尼科夫诗歌中五彩斑斓的底色。

1903年赫列勃尼科夫考入喀山大学物理数学系，在数学专业学习。他迷上了数学，曾经在喀山大学担任校长的著名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成为他的偶像，偶像的“不相交曲线”理论对于诗人而言是神圣的。在人类文明史上，将数学和诗歌如此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的大概只有赫列勃尼科夫了，甚至于特尼亚诺夫曾经评论道：“赫列勃尼科夫是语言学领域的罗巴切夫斯基。”

在赫列勃尼科夫看来，数学数字有着和词语一样的美感和神秘，它们是活生生的，有着自己的生命、形象和感知。在《野兽+数字》一诗中，他写道：“关于朴素的数字的脖子/精神与物质悬挂着像一件披风。”“置换那火刑柱，那障碍物，那十字架！/想象数字犹如一个铁质装置。”在《“你的思想流淌”》中则写道：“谁的数字迷住了蛇/在嫉妒的铁环中/温顺地滚动。”

今天推送的这首《数字》写于1921年。在赫列勃尼科夫眼中，数字不仅“打扮成动物”，“一只手支撑在连根拔起的橡树上”，而且可以“帮助我们看见诸世纪”。数字不仅是活生生的，而且有着启示录般的作用。对于数的迷恋和研究贯穿赫列勃尼科夫整个诗歌创作生涯，大约从1911年开始，赫列勃尼科夫开始研究幻想式的“历史数学”，并自称发明了神奇的数字“317”。

在赫列勃尼科夫生命的最后几年，在巴库，他又在札记中记下对数的沉思：“关系越复杂，数字越简单”；“我像只公猫，盯着数字，直到耗子从眼前跑过”；“我沉醉于数字”；“对词义的感情全然消失，只有数字”等等。赫列勃尼科夫对于数字持续地研究，逐渐镂刻出数字本身的美，而数字本身的神秘像一盏回光灯，将这种神秘也折射到他的身上和诗作中。

[本文摘选自凌越为赫列勃尼科夫中文诗集所做的译者序《发现诗歌新大陆的哥伦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