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 / Nickie Zimov

我怕用一个比喻

近日，北京的树花在比往年更寂静的小区内外繁荣起来，玉兰、海棠、丁香……季节移到了古诗词中最愁恼的位置，它本该进入某种诗的境地。它看起来空荡荡的，看起来很像小林一茶的俳句，在这些俳句里，茶渍涩涩的，做诗人却有一种微妙的坚决的乐观。类似的情绪一直存在于中国世界，在空缺了好多年之后，它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身边。

今日的诗歌出自刘荣恩(1908-2001)的手笔，诗人的生命容我稍后介绍，我们先看一下上面这首诗。为什么它故意回避了爱情的欢恬、福佑、浪漫？为什么它在似悲似喜中、在撕裂中，传达了一种爱情的期待和肯定？

诗人将“荫，我该怎么说才好呢！……我怕用一个比喻来说，我怎样爱你。”反复重复了三次。诗人反复重申他不知如何说爱他的挚爱(程荫)，他怕用比喻和这份爱关联在一起。为何不知？又为何怕作比？不知是因为国家、民族、文化的惨淡境遇。怕作比是因为比喻胜不过这份爱。在这首诗歌中，我们回到了曾经的文人们和人文主义者们他们所怀有的心志和决断。

诗人写道——

大海枯萎、岩石腐烂，于是“海枯石烂”也失效了。其实，与其说是，隐喻或比喻失效了，不如说是诗人已经无从言说，这是语言的无力，也是人生的困窘。

当盟誓随着海石而破灭、消逝，爱情甚至不再能够返回它的语言之中。“闭了眼的灯”的恰当和惊人正在于它道尽了爱情在高潮之后的虚无和穷困，作为一个隐喻，它剥夺了隐喻的精髓。而“闭了眼的灯”正接续着下文“没有爱情的情爱”。

大自然无所谓忠诚不忠诚，只有人在意人忠诚与否。诗人把“爱情”和“我”并峙在一句中，却不见了“你”，如此就把爱情和诗人原本曼妙的两个造物演绎得凄凉和悲伤。

如上所解读，表面的诗歌是忧伤剔骨的，诗歌本身是精巧玲珑的，背后的诗歌是真挚奉献的。为了更好地理解这首诗歌，让我们回到诗人的诗学和人生中去。

刘荣恩生在杭州一基督家庭，幼时一家移居上海。文艺各部都有专擅，他在明强中学年刊任美术部主任，在沪江大学任管弦乐队副团长。在沪江大学刊物《天籁(季刊)》发表长文《英国盎格罗萨克森时代文学史大纲——诗歌》后，刘氏转入燕京大学读英文专业，写诗歌和做翻译。在燕京大学毕业纪念中，他被如似描述，“荣恩的颜色是苍白，荣恩的声音是轻细，荣恩的身体是delicate；但是从这颜色苍白，声音轻细，身体delicate的荣恩，你可以找到丰富浓厚燃烧的情感，可以找到一线灵敏与共鸣的心弦，可以找到一个日夜追求人生意义的壮士。”

抗战前夕是刘氏的创作高峰期。他在《大公报·文艺》发表了关于吉卜龄(吉卜林)、勃克夫人 (赛珍珠)、T. S. 爱略脱(T. S. 爱略特)的评论和介绍。自1938年到1945年，他又自印诗集，有《刘荣恩诗集》(1938)、《十四行诗八十首》(1939)、《五十五首诗》(1940)、《诗》 (1944)丶《诗二集》(1945)和《诗三集》(1945)凡六种，每种印数仅百册，律为“私人藏版限定版”。1944年3月，刘氏又创办《现代诗》杂志，至8月11期后停刊，1947年4月复刊，5月13期后终刊。《现代诗》正是华北沦陷区刊行的唯一的新诗杂志。

1938年，刘氏在长沙本应随行执教西南联大，彼时女友程荫病恙，他回天津生死照料。两人在1940年两人成婚，这首诗歌便是四年后赠给爱人的。婚后一年，女儿陶陶出世，诗人又作诗：

“从神秘里来的神秘
我们在等候着你第一次的微笑。
那阵笑将来要
减轻每个重担。”

1948年，刘氏获得1948-1949年度驻华英国文化委会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访学。次年，程荫携女赴英。从此，刘氏再未返陆。之后的消息就是1972年，企鹅出版了刘氏编译的《六个元代剧本》，2001年辞世。

生命所加诸诗歌的是一种远景般的悲伤，贯通诗人与世代的优雅。诗人将“忧愁”和“智慧”衔接在一起，说“忧愁是我的力量/我创造我的忧愁”，“满眼泪的眼晴，/是宇宙中一切的诗歌。”当时的文人毕基初在《〈五十五首诗〉:刘荣恩先生》中评价，“我说这里的每一首诗都是沉重的独语， 而且都是警辟的……苦恋了心灵的世界……”

刘氏的诗歌展现了五四和建国之前的中国诗歌的某种风貌，它集合精致、通俗和超越的诗学竟然遗失在历史的某个角落。诗人吟咏着大观园变成了博物馆，可他不曾想自己的文学也是如此。

“大观园的
清流泻着
桂花香
竹翠
今朝成了博物院的标本
钉在中国人的心上。”

荐诗 / 后商
2020/04/17

第2596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