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itten by 流马 
我一直关注着残酷的战争，
每听到又有人在战斗里牺牲，
我不怜恤他的朋友和妻子，
更不怜恤他这一位英雄……
唉！妻子可以得到慰藉，
好朋友会把友人忘记；
但在某处还有一个灵魂——
她至死都会牢记在心！
透过我们那伪善的事业，
和种种庸俗乏味的言行，
我在人世上窥见
唯有母亲的眼泪——
最为神圣，又最是真诚！
她们永远不会遗忘
自己那战死沙场的儿子，
一如爱哭泣的杨柳
再也举不起自己的垂枝。
1856年
作者 / [俄罗斯] 涅克拉索夫
翻译 / 魏荒弩
Внимая ужасам войны,
При каждой новой жертве боя
Мне жаль не друга, не жены,
Мне жаль не самого героя…
Увы! утешится жена,
И друга лучший друг забудет;
Но где-то есть душа одна –
Она до гроба помнить будет!
Средь лицемерных наших дел
И всякой пошлости и прозы
Одни я в мир подсмотрел
Святые, искренние слезы –
То слезы бедных матерей!
Им не забыть своих детей,
Погибших на кровавой ниве,
Как не поднять плакучей иве
Своих поникнувших ветвей…
1856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Некра́сов
这首著名诗作的作者是19世纪俄罗斯最重要的公民诗人尼古拉·涅克拉索夫（1821—1877）。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俄国与英、法、土、撒丁联军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
俄国发动战争名义上是为了保护奥斯曼土耳其境内基督徒的权益，实则是为了向巴尔干和地中海扩张，而英、法两国则不愿俄国的快速扩张撼动自己在东南欧与近东的利益。
战争中最著名的战役是联军对俄黑海舰队基地塞瓦斯托波尔发动的围城战，俄军顽强抵抗了一年多时间，但联军仍取得惨胜。
克里米亚战争被称为第一场现代化战争，除了首次动用大量现代武器、技术外，也出现了现代战争中的大规模伤亡惨烈景象，如俄军就有数十万人战死或冻死，伤残者更是不计其数。
涅克拉索夫的这首诗初刊于1856年第2期的《现代人》，诗歌写作时俄国战败已成定局，而俄军守卫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勇和巨大的伤亡数字都触动了后方民众的神经。
许多研究者认为，涅克拉索夫写作此诗是受到托尔斯泰著名的“塞瓦斯托波尔三部曲”影响，尤其是其中第三部《1855年8月的塞瓦斯托波尔》——托尔斯泰曾在小说发表前给涅克拉索夫朗读了几个章节。
在发表诗作的那一期《现代人》上还刊登了涅克拉索夫的一篇综述，他在其中如是形容托尔斯泰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给他留下的印象：
“沃洛佳·科泽利佐夫注定长久地活在俄罗斯文学中，或许就和对围攻塞瓦斯托波尔的这些伟大、悲惨而恐怖日子的记忆一样久长。会有多少眼泪为可怜的沃洛佳而流，且现在就已经在流了！失落于广袤罗斯各个不为人知角落里的可怜的、可怜的老太婆们，那些阵亡于这场光荣保卫战中的英雄们的不幸母亲！你们可爱的孩子就这么倒下了……”
诗人的这些评论正好与其诗作文本构成呼应。
尼古拉·涅克拉索夫（1856）
2022年3月31日，文学研究者、翻译家柳博芙·苏姆在莫斯科市中心普希金广场的普希金雕像前试图朗诵涅克拉索夫的这首诗，以抗议俄军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俄军入侵乌克兰已超过一个月，除了对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和平民造成巨大伤害外，并没有取得多少可观的军事上的进展。相反，俄军自己遭到了惨重损失，虽然俄国防部声称阵亡1300余人，但无论乌方、北约还是独立军事观察人士都给出了几倍乃至十数倍的战损数字。
另一方面，俄当局在国内竭力压制一切反战或客观报道战争实情的声音，在公共场所呼喊“反对战争”“世界和平”乃至举白纸都被视为“诋毁军队”的违法乃至犯罪行为，会迅疾遭到拘捕。因此，抗议者使用的标语、口号变得愈发隐晦、婉转。
之所以选择涅克拉索夫的这首诗，或许一来因为这首诗是中学语文课本收录篇目，显得比较“安全”，二来因为它并不直接呼喊反战，而是诉诸母亲对阵亡儿子的哀悼之情。
不过苏姆还是立刻遭到普希金广场上的军警拘捕。根据她事后对记者的陈述以及笔录记载，审问她的警员通过搜索引擎现场学习了这首诗的写作背景，了解到托尔斯泰对涅克拉索夫的影响。
根据笔录的记载，警方认为涅克拉索夫的这首诗和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都“包含推翻政权的意识形态”，而苏姆在普希金雕像前朗诵这首诗的目的是“诋毁、阻挠……出动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最后苏姆在被课以高额罚款后释放。
柳博芙·苏姆
无独有偶，一周前另一位活动人士在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附近展示了一段托尔斯泰政论中关于爱国主义的论述，也立刻遭到拘捕。
在笔录中，警员认定托尔斯泰“是一个反对派活动方面的关键历史人物，推广了推翻政权的意识形态”，因此在公共场所展示托尔斯泰作品的摘录就是在呼吁人们“推翻当前政权并遵循托尔斯泰的意识形态”。
这些事实都让人想到之前在中文媒体中甚嚣尘上的有关“西方取消俄罗斯文化”的种种传言。然而事实上，除去某些与俄官方有着暧昧关系的文化活动人士外，所谓“抵制”往往只是临时性的限制措施、口号性的表态，或根本就是场误会，且多为文化机构自发发起，很难说其中有官方层面的硬性要求。
比如，意大利的米兰比科卡大学确实暂停了一场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讲座（被俄官媒和部分中文媒体夸大为“意大利大学禁止陀思妥耶夫斯基”），但该决定很快就在师生的抗议下被撤销，意大利的书店并没有下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也不会有人因为在罗马街头朗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被捕。
反观在俄罗斯，涅克拉索夫和托尔斯泰的作品被视为“推翻政权”和“诋毁军队”，在街上展示会导致粗暴拘捕和高额罚款。到底是谁在“取消”俄罗斯文化，想必读者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荐诗 / 糜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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