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荆公韵四绝其三 　

骑驴渺渺入荒陂，
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
从公已觉十年迟。

作者 / [北宋]苏轼
选自 / 《东坡有佳作》（陈鹏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颇为微妙。他一生的颠沛流离，都和王安石脱不了干系。

嘉祐五年（1060年），苏轼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制词乃王安石所撰：“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

嘉祐八年（1063年 ），王安石的母亲病逝，士大夫皆吊之，据说苏洵独不往，且作《辨奸论》一文，对王安石极尽攻击能事，“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辨奸论》一文是否为苏洵所作，学界存在分歧。双方的证据至少在目前来看，都算不上充分。

王安石变法之初，苏轼作为旧党倚重的青年才俊和舆论代言人，发表了诸多反对变法的激烈言论，阻挠新法的推进和开展。王安石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除之而后快。先前被招入变法机构工作的苏辙因为不合作而被除名，苏轼也被迫离开京城到地方为官。

王安石曾跟神宗告小状：

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荡至此，请黜之。

到地方为官，苏轼时常作诗讽刺新法，讽刺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及至很多年后乌台案发，苏轼被新党以讥讪朝政的罪名收入大牢，此时早已退居金陵的王安石却出手相救，亲自写信给神宗，为他说尽好话。

王安石在金陵，凡有黄州来人，必问人家东坡最近有何妙语。某天有人告诉他：“子瞻宿于临皋亭，夜半醉梦而起，作《胜相院经藏记》一篇，得千余字，一气呵成，写毕，才点定一两字而已。现在抄本在船上。”王安石赶紧叫人取来，迫不及待细读，眉宇间露出喜色，他感叹：“子瞻，人中龙也。”顺便指出问题，文章中有一字用得不够妥帖，“日胜日贫”不如改成“日胜日负”。东坡后来听到这个建议，拊掌大笑，认为安石是其知音。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结束贬谪，离开黄州，过金陵时王安石亲往迎接，累日相处，化敌为友，关系竟融洽得如一对忘年老友。正是在这时，他忘情地写下“从公已觉十年迟”。

此次相见，在宋人及后人的笔记中，有许多细致的描述，录其二：

在方丈饮茶次，公（王安石）指案上大砚曰：“可集古人诗，联句赋此砚。”东坡应声曰：“轼请选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斫山骨。”荆公沉思良久，无以续之，乃起曰：“且趁此好天色，穷览蒋山之胜。此非所急也。”田昼承君是日与一二客从后观之。承君曰：“荆公寻常好以此困人，而门下士往往多辞以不能，不料东坡不可以此慑伏也。”（朱弁《曲洧旧闻》）

东坡在黄州日，作《雪诗》云：“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人不知其使事也。后移汝海，过金陵，见王荆公，论诗及此，云：“道家以两肩为玉楼，以目为银海，是使此事否？”坡笑之，退谓叶致远曰：“学荆公者，岂有此博学哉！”（赵令畤《侯靖录》）

苏轼逗留金陵期间，二人唱和颇多，《次荆公韵四绝》 即作于此时。其中第三首，可以视为苏、王二人关系由紧张到亲密的证明，是二人彻底和解的标志：看着您骑驴的身影渐行渐远，我想到您当年尚未生病时的样子。您劝我在金陵附近求田问宅，以便咱俩卜邻而居，我懊悔地感觉到，如果十年前就与您这般亲近，该有多好！

苏轼还真的在金陵附近求田问宅了，只是未找到理想的所在，最后决定把家安在宜兴。

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对他们这一时期的交往也多有记载：

元丰中，王文公在金陵，东坡自黄北迁，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字，闲即俱味禅说。公叹息谓人曰：“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东坡渡江，至仪真，和《游蒋山》诗，寄金陵守王胜之益柔，公亟取读之，至“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乃抚几曰：“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

此次蒋山之游，应为苏轼、王胜之、王安石同游。王胜之同东坡一样，也是个耿直之士，早在熙宁年间就上书言事，强调皇帝要选贤任能，尤其是宰相的使用上，其矛头直指当时执政的王安石——而如今，三个政敌同游，却也能其乐融融，人类感情何等妙不可言。

王安石亦有和诗，叫做《和子瞻同王胜之游蒋山》，其中有“墨客真能赋，留诗野竹娟”句，足见对东坡的才华，他一直是欣赏的。即便他们政治立场上仍然各异，但随着交往的加深和了解的增多，对彼此的偏见已经越来越少，对彼此的宽容却越来越多。

王安石曾有《题西太一宫壁二首》：

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
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

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
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

此二首皆含落叶归根之意，兼有韶华易逝的感叹。当苏轼被重新起用至京中任职时，王安石已经去世。他来到西太一宫，偶然间看到王安石题在壁上的这两首诗，也和了两首，其中一首是：

秋早川原净丽，雨余风日清酣。
从此归耕剑外，何人送我池南。

那个当年曾劝我在金陵置地造房卜邻而居的人已经不在了，如今风和日丽，天气晴好，我欲归耕，谁还能陪我呢？

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逝于金陵，朝廷追赠太傅，苏轼所撰敕文，极尽夸奖能事：

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但到元祐三年（1088年），迫于政治压力，苏轼又发表了一些贬低王安石的言论，在上哲宗的札子中有这样的句子：

窃以安石平生所为，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难逃圣鉴。先帝盖亦知之，故置之闲散，终不复用。

又有：

昔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矫诈百端，妄窃大名，咸以为可用，惟韩琦独识其奸，终不肯进。

影响二人关系的因素颇多，如时局、党争、认知、性格等等。个人友谊与政治站位，在苏轼这里终是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