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凭窗外落雨声透出几份暖意,去滞留一朵云的屏息

《马格南中国》

隐于长安

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
——唐·李商隐《春日寄怀》

近黄昏,是他此生的残局。
我们浑然不知,听凭窗外落雨声透出
几份暖意,去滞留一朵云的屏息。

唉一声,足以收拢他临阵的心事
在一瞬间击溃漫长的等。“再等一等吧”,
他说,“转机的谜题,深藏于

古刹的凝神。”尔后,我们寻访过
沦落的美:每逢遭遇失意的历史心灵,
一樽酒里总会映出流俗的对影。

他孤身一人,如一道城墙
拓印在人间世。而此等虚实相生之处,
曾一度显迹过我们寄寓的象。

选自 / 《新秦诗·2023卷》
配图 / 《马格南中国》

刘阳鹤曾负笈北京、上海求学,近年回到西安生活,少年意气穿过慷慨激昂的雾,在行旅、迁徙和栖居中越发显得沉静,近乎“隐居”在了这座古城。这大概是这首诗写作的缘起和底色。

长安,西安,一古一今两个名字,均在延续这个城市对“安”的渴望。安定、安宁、安静、安心……无论如何,李商隐有花有月,无酒无人的喟叹,化为刘阳鹤诗中长安黄昏的雨声,这雨声透出暖意,也释放了犹疑——滞留了一朵云的屏息。

云,悬于上海(也许还有北京)与长安之间,“屏息”于一个独孤者的眼前身后,或者显影在酒杯中,成为诗人漫游与栖居的轻盈见证,也奠定了这首诗冥想的气质,足以消解诗歌开头的凝重和颓败心迹:“近黄昏,是他此生的残局。”黄昏是李商隐的词汇——“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透露的是一个人对于时间的惶惑和对生命的疑虑。但这句诗里的“他”真的是玉溪生吗?还是刘阳鹤本人?或者是刘阳鹤与李商隐生命叠加而生成的“对影”?“我们浑然不知。”

“我们”是谁呢?是“我”和李商隐?是诗人和他的友人?是我们这些读者?是沉浸在历史和现实中的无数的相似灵魂?无论如何,都是“浑然不知”。时光止息于一个点,又如冰释之水一样会肆意流淌,但去往何处,无人知晓。而“转机”的确是一个谜。唯有“唉一声,足以收拢他临阵的心事”。这“唉一声”让人无端想起柳宗元在失意中写的两句诗:“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世界,其实会在一瞬间改变,但也可能在无数个瞬间凝滞不变。唯一真实的可凝聚的是“临阵的心事”。这一“心事”始终蔓延在诗里,又不至于淹没了诗中随时会出现的醒悟时刻。于是才化为“再等一等吧”的自我救赎,仿佛是对里尔克诗句的去悲剧性的改写:“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Wer spricht von Siegen? Überstehn ist alles)弥漫在刘阳鹤这首诗里的,不再是“挺住”的悲剧性姿态,而是游荡在古老的叹息中的“安定”。

李商隐的“黄昏”正是他在当年紧邻长安城的“乐游原”上亲眼所见。而刘阳鹤在如今的西安城正面对着眼前的“一樽酒”。这种历史时间的重合、地理空间的渗透,在这首诗中荡开了一个渺远、深邃的时空,构筑了一座能够“拓印”出孤独灵魂并可以“安顿”这个苦于探寻又付诸等待的灵魂的城市。西安,或长安,不就是一座祈愿安顿之城么?作为记忆痕迹的长安,以其古刹与城墙的沉默引力,将漫游者、漂泊者悄然纳入“隐于市”的智慧,恰似本雅明笔下那些被时间蚀刻的“寄寓”(Allegorie,又译讽喻)——废墟中的事物,在寓言深处透出微光。

诗人笔下,“等”这样的单字如孤悬的棋子,敲击着存在的棋盘。“漫长的等”被瞬间击溃,“再等一等吧”又成了句法和情绪的变奏。这单音节的“等”,是时间碎屑里尖锐的孤寂。而双音节的“对影”一词,在流俗的酒盏中浮现,试图拼凑出某种完整,却在“流俗”的修饰下更显虚妄。词语的张力如影随形:单字“等”、“象”是存在的断片,锋利而孤立;双字“对影”则是徒劳的相认,试图弥合却归于泡影。词与词在纸面撕扯,映照出个体在庞大城市星丛中无从弥合的疏离感。进一步确认了这座城是“虚实相生之处”,让诗人的心灵在其间徘徊、穿梭、出入。奇异的是,诗人恰恰就在这里进行着自我的安放。

在孤独与共在的游移不定中,在虚实相生的时空幻影中,长安的城墙于此显形。它孤峙如“拓印在人间世”,其阴影既非幻梦,也非纯粹实体,恰是多重时间、空间的边界地带。这城墙是星丛的基石——古刹的凝神、沦落的美、失意的历史心灵,皆如星辰,围绕着个体寄寓的“象”旋转、聚散、对话。星丛并非消除孤独,而是让孤立的象(城墙、云、酒)在历史天穹中彼此照亮,彼此安慰,彼此塑形,生成一幅流动的认知图景,足以安慰“他孤身一人”。长安以其厚重接纳了轻逸的云,历史以其残局持护了当下的孤身。在这虚实交叠的寄寓之所,词语的断片与星丛的光辉彼此映照。诗人并非寻求解答,而是让屏息的云,成为悬置的寓言。那朵被滞留的屏息之云,终于成为“寄寓”的极致象征。它悬浮于长安之上,亦悬浮于西安之上,渴望着长久的安顿,亦渴望西部的安顿。云,是那未落之雨,是“等”的悬而未决,是“象”的暂居形态。它轻盈地收纳了古城的低语、现代的焦灼,在黄昏的残局里,成为漂泊者透明的屋顶与缄默的星丛,最终解放了诗人和“长安”之间的“隐”的关系,成就了攀升和起飞的姿态。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不是被动的命运。正如本雅明所言:“一个人越不受命运的束缚,就越不受周身事物的影响。”至此,一个人在能真正地“隐于”一座城——存在于一座城。

在“等”的漫长与“象”的孤寂之间,在词语的裂隙与星丛的微光之中,栖居本身即是那幽深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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