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当爱之锁开了
就很难关住
那爱就像魔鬼
深深地抓住你的心
让你爱吧,爱吧
风,就像梦一样
你想把她抱住
可她还是去了
你看不见她
她却可以穿过你
作者 / 朱思语(苗族,10岁)
今天这首诗来自中国最穷的一个地方,贵州毕节地区的石门坎,作者是一个10来岁的苗族孩子,就在两年前,他和他的同学们还不怎么会说汉语。
然而在一百多年前,石门坎一度是西南文化的重镇。1904年,一位名叫伯格理的传教士来到这里,传教、办学、修建医院,帮助当地苗人求知,步入现代文明,甚至帮助发明了苗文字。随着伯格理的努力,这里的文明水准大大提升,整体教育水平远高于全国,还兴办运动会,建起了西南地区最早的游泳池,甚至还拥有了一支足球队,其中两名队员还加入了新中国的第一支国家队。
1949年之后,基督教被全面清除出石门坎,石门坎便步入了它的下坡路。其间故事甚多,有兴趣可在微信里搜索“石门坎”,即有大量文章。
几年前,一些年轻的基督徒又遵循伯格理的脚步,来到这里支教。上面这个视频,便是采访了在此支教两年的上海老师岑桢,他讲述了他们如何带领这里的苗族孩子,开始写作的故事。
岑桢和另外一位老师梁俊,收集了学生们的作品,预备众筹出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拉到最后,支持他们。
他们的诗作,有的稚嫩,有的则像朱思语的这首一样,浑然天成。这让我更加相信,诗歌的状态,就是人的状态,它与因爱而通神直接相关,历练、年龄、经验,却都是次要的。
荐诗 / 照朗
2016/10/03
梁俊的学生写诗作文,常常有大手笔。像这首诗:
老虎杀人, 地震倒房; 有何不同? 都要死人。
作者也是朱思语,写下“爱就像魔鬼”的小学四年级男生。梁俊说他是“班上最小,最聪明,见识最广,但旷课也最多,骗人也最频繁的孩子”。
他的照片让我联想到被阳光晒暖的砖,脸红红脏脏的,笑出干净的牙齿。
虽然我也做过小孩,但我没想过小孩可以这么说话。不管是“有何不同?都要死人”,还是“山顶上的风景,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花”。虽然记忆里也有“我的尿就像洪水要冲出身体”,但决不会把它写出来。直到二十多岁,还无法如实体验“是的,我爱上了一个女孩”。这句话里含有忍耐和甘心,很难想象出自小孩子的口。
你想把她抱住 / 可她还是去了
只有当一个人停住,抬起头来目送另一个人时,才会生出这样的心情。他必定看了许久许久。
我没有做过目送者,在我心里,目送意味着孤单、丢脸、被抛弃。长大后才发现有时事情正好相反。可小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也很少有人尝试了解我心里所想。如果有老师问我(但不是为了打压):“你是不是喜欢上一个男孩?”
我会怎样呢?我会不会吃一惊,然后回过神来,发现终于有机会勇敢承认,“是的,我爱上了一个男孩”? 我不能得知,因为童年也像一种风,不管你想不想把它抱住,它还是去了。
而它也带有一种震慑人,有时甚至令人哑口无言的特质,就像朱思语的另一次“大手笔”:放火烧了自家房子。
那房子后来被他一把火烧掉了,据说大火烧了一天一夜,奶奶辛苦积攒的3500元也在那场火里化为灰烬。他哥哥朱银春,姐姐朱思英都看到了他的纵火行为,但他否认了。直到一年之后,老师问他火到底是不是他放的,他突然就承认了。
为什么放火,可能朱思语也未必能讲清楚。我们可以猜测,也许因为父母长期在外务工,顾不上教养,孩子觉得孤单愤怒,但也只是猜测。就像梁俊说的:“对于朱思语,老师们始终无法进入他的心。”
它只能原原本本呈现在那里。通过文字,我们看到老虎杀人,地震倒房,玉米长着“一个个甜甜的笑脸”,放学走在路上突然有“隆隆的声音在我后面”。我们看到有些东西像魔鬼,“深深地抓住了你的心”,有些东西像梦,“你看不见她/她却可以穿过你”。
如果不是文字,它将沉没到黑暗深处。已经有那么多生命被遗忘,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总不能坦然接受小孩也这样。在生命之初,有些可能性让人心痛,也让人忍不住心生盼望。
这些孩子的作品结集之前,梁俊来了一次北京。我们像早年那样坐在客厅喝啤酒,就着灯。梁俊不时拨响琴弦,因为阔别已久,谈话有些磕磕绊绊。
“在村里,很小的孩子都可能关系混乱。”
某一刻,梁俊突然这么说。我有点反应不过来,什么叫关系混乱,主要是很难想象这样的事不止发生在大人身上,也发生在大人和孩子,以及低龄的孩子之间。以前虽然读过石门坎的历史,知道酗酒、滥交和贫困,是苗民真正的“魔鬼”——但是这么小的孩子也会吗?
无奈这是实情。它们像灰色的影子,不时出现在孩子们的日记里,甚至就是他们的日常内容。
像王吉利对酗酒的父亲写下自己的心愿:“你去和妈妈一起干活吧!”“人人都说男子汉大丈夫,可是你看看你,现在就像一块臭豆腐。”
写对妈妈的心疼:“等我长大后,如果我书读不出来,我就去给别人打工,把你养到白发苍苍。”
像安慰写和妈妈一起去看坐牢的父亲,因为头一次坐火车,心思游走在爸爸、妈妈和火车之间:“妈妈转过身伤心地流了泪,可我们的心中还想着坐火车。”“第一次坐火车多么好玩,但是妈妈却开心不起来。”
而朱思语动用了一把大火。老师和他父母商量,能不能回家一起教育孩子。朱思语的爸爸说,他小时候家里穷,没钱读书,所以他现在要努力赚钱,供孩子读书。可父母不在身边的朱思语开始旷课、偷东西,“无法无天,谁都管不住”。
面对这样的情形,老师能做的少之又少。“该怎样去管教呢?或许只有上帝知道。” 所以当老师,也是有点荒谬的事。
就像一百多年前,有位名叫柏格理的传教士来到这里,想要告诉石门坎人上帝的爱。语言不通,语境迥异,最后人们听懂的部分是:“有个叫爱酥的人爱我们!”
这爱化作教堂、医院和学校。这部分,是石门坎人自己的历史。然而,从里外一新,到浩劫中数度荒芜,留下老人与孩子独守,又不仅仅属于石门坎,而是我们许多人故乡的现实。 当老师,能做什么呢?
无非是当父母不在时,为孩子稍稍填补空缺。无非是尝试去认识他们,告诉他们故事和诗歌。也许,还包括把能摸到“爱和风”的东西教给他们,让放火烧屋在一个稍微宽松的空间里得以安置,让老虎、地震、爱情和风在一个孩子心里共存。
也许做这一切,是为了和孩子们一起讲述一个斑驳的故事。这故事会拐弯,会让人伤心,但也始终还有希望。这希望可能指向远处,也可能具体而迫切,就像朱思语的梦:
我就听见一个老神仙说:“小伙子你只有一个可以许愿望的机会了,快许掉,我还要回家吃饭呢,快!” 我想:我该要四个愿望!第一是我要让洪水停下来;第二是要让地震也停下来,让老虎消失;让学校变回原样,人也回来。不一会儿,我心里就想:我好想再有三个愿望呀!
虽然当时学校还没有被拆,老师们也没被遣散。
荐诗 / 阿壳
2016/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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