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itten by 流马 
从神秘的午睡时分惊起
我看见的河岸一片素白
英俊的太子和其他谋士
脸朝向我，正屏息敛气
“历史的墙上挂着矛和盾
另一张脸在下面走动”
河流映出被叮咛的舟楫
发凉的底下伏着更凉的石头
那太子走近前来
酒杯中荡漾着他的威仪
“历史的墙上挂着矛和盾
另一张脸在下面走动”
血肉之躯要使今昔对比
不同的形象有不同的后果
那太子是我少年的朋友
他躬身问我是否同意
“历史的墙上挂着矛和盾
另一张脸在下面走动”
为铭记一地就得抹杀另一地
他周身的鼓乐廓然壮息
那凶器藏到了地图的末端
我遽将热酒一口饮尽
“历史的墙上挂着矛和盾
另一张脸在下面走动”
作者 / 张枣
选自 《张枣诗文集》，四川文艺出版社
文 / 柏桦
【编者按】在诗人张枣离开我们的11年里，其生前学生、好友一直在尽力搜罗整理他的文字。终于在今年，其最全诗文集，在青年学者、诗人张枣的学生颜炼军的主持下得以出版。全书包括诗歌、诗论、讲稿随笔、书信访谈及译作，总计五卷。今天我们特意编选著名诗人、张枣挚友柏桦的回忆文章。从这篇文章中，我们不仅可以获知两位诗人相识相知的细节，而且通过他们之间长久的诗学探讨，可以一睹张枣诗学的真髓。这篇文章选自柏桦即将出版的张枣纪年文集，属首次发表，有少许删节。
呵，所有的仪表都同意
他死的那天是寒冷而又阴暗。
—— W. H. 奥顿：《悼念叶芝》（查良铮译）
真是美妙，然后从神圣的睡梦中
复苏，从树林的清凉里
醒来，傍晚时分
迎着更柔和的光走去，……
—— 荷尔德林：《莱因河》（林克译）
我将一遍又一遍牢记这一时间和地点：2010年3月8日凌晨4点39分（北京时间），诗人张枣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医院逝世，年仅47岁零3个月。
很快，消息开始了飞速的传递；3月9日下午我从诗人北岛打来的电话中得知张枣去世的消息。这是一个忙乱的下午：我的电脑因突发故障而正在抢修；有关张枣逝世的电话铃声不停地响起；我的身子也在轻微地发抖，时断时歇，直到夜半。是的，我知道他及德国都已尽力了，整整三个月（从肺癌发病到身亡），时间在一秒一秒地经过，然后一切就结束了。
在此，我先回溯一句：1997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曾与他及一位德国汉学家朋友Karin Betz一道漫步西柏林街头，他突然笑着用手指点街头的一个Marlboro的香烟广告牌对我说，那拍广告的牛仔不吸烟但死于肺癌。
接下来，我想到了二十七年以来与他交往的许多往事，不可能太连贯，枝蔓横斜，繁杂而多头……他是那样爱生活，爱它的甜（“甜”由张枣表述；再由其晚年的弟子颜炼军博士敏锐地提炼出来，作为他那篇——与张枣最后共同完成的——深入访谈的标题），也爱它抽象的性感；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比常人更敏感于死亡和时间，我记得1984年某个夏末初秋的深夜，在重庆歌乐山下，四川外语学院校园内，他轻拍着一株幼树的叶子，对我说：“看，这一刻已经死了，我再拍，已是另一个时间。”诸行无常，“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连续两个刹那保持不变。如同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一行禅师语）
他说话、走路、书写都显得轻盈，即便他后来发胖后亦如此，犹如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所说：“真是一个身轻如燕的人。……这表明尽管他有体重却仍然具有轻逸的秘密。”（卡尔维诺《论轻逸》）也如他自己所说：他那“……某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变革之计/使他的步伐配制出世界的轻盈。”（见张枣：《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十四行组诗中的第10首）
他几乎从不谈论死之恐怖——除某两三个极端时刻，譬如在孤绝得令他欲疯的德国生活之某一刻（见后）——只赋予死优雅的甜的装饰。这种我还在参悟的“甜”，是他一生的关键词，既复杂又单纯。而他诗歌中的那些汉字之甜，更是我迄今也不敢触碰的，即便我对此有至深的体会——颓废之甜才是文学的瑰宝，因唯有它才如此绚丽精致地心庝光景与生命的消逝。今天，我已有了一种预感，“轻与甜”将是未来文学的方向，而张枣早就以其青春之“轻”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好远了。有关张枣的“轻”，我将在后文涉及。
张枣一贯是一个很寂寞的人（虽然他表面有一种夸张的笑容可掬，其实是为了更深的掩藏其寂寞），尤其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他在北京或上海，干脆将其寂寞的身心完全彻底地投入到生活的甜里。那颓废之甜是烫的，美食也如花；他甚至对诗人傅维说，今夜我们比赛不眠。
我知道他深受失眠的折磨，因此长期靠夜半饮酒才能入睡。个中痛苦，尤其在他德国时期所写诗篇中最能见出，如《祖国丛书》（1992）、《护身符》（1992）等。
《祖国丛书》当是张枣的啼血之诗，在诗中，他宛若一只亡命的杜鹃，正拼尽全力从肺腑深处唱彻他至痛的怀乡之歌，顺势而来他也就唱出了一个夜半诗人借酒浇愁的骇人幻觉，其中尽是一些极端超现实的意象，如其中一句：“那还不是樱桃核，吐出后比死人更多挂一点肉”。这时，我们的诗人已大醉了，可去空中走，亦可去水上飘，当然更可以“奇语”联翩惊人。
《护身符》却是另一番正话反说，诗人用“不”，甚至一鼓作气用了多个“不”，来表达其用心是何等坚贞、委屈；刹那间,他似乎已铁了心要给予读者接二连三的当头棒喝，以惊醒他们注意那“护身符”的祥中之不祥以及幸中之不幸。同时，诗人所发出的咒语般的“不”字，也是一种“找截干净”（出处见张岱：《柳敬亭说书》）、义无反顾的召唤，他不仅召唤他自己，也在召唤我们赶快尽力从反方向进入并认识那不可求的幸福之幻景，下面引来此诗最后四行：
且看那“护生符”左不是，右也不是，正不是，反也不是，犹如鞋带的死结，你无论如何也是解不开的，你企图解开个中神秘的行为亦是徒劳的，简直又宛如“掩耳盗玲”。而“旷野”——梦和希望在哪里呀？我的耳边终于响起了诗人正话反说的呼声，那也是反乌托邦（anti-utopia）的吼声：“不！不！不！”。对于这种类型的诗，张枣有很强的自我警惕：“我不满意我92到93年一段时期的作品，比如《护身符》，《祖国丛书》等，我觉得它们写得不错，技术上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但太苦，太闷，无超越感，其实是对陌生化的拘泥和失控。但幸好它们不是我海外写作的主流。”（见《黄灿然：未完的访谈：张枣说诗》）的确这类诗不是张枣写作的主流，张枣写作的主流毫无疑问是汉语之甜。这种回味不尽的甘甜早从他的《镜中》就开始了。直到去国之前，他更是以一首《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将汉语诗歌之甜表达到了极致。
然而，突然进入德国，这使张枣的生活出现了陡峭和跌宕：
从以上所引张枣的文字，我们一眼就可见出张枣在德国日常生活之一般，落寞、颓唐，夜夜无眠……至于“补饮”，我和他有过许多，在此仅举一例，2008年春，我与他共赴苏州同里的“三月三诗会”。是夜，宴席才罢，众人皆散，接踵而来的酒阑人静刚过了一小会儿，我独自去了他的房间，他立即又邀我外出，去一街边小店，炒了两个菜，其中一个是爆炒肚条（这种类型的菜是他至爱，而我却是从不吃的），买了四瓶或六瓶啤酒，“还得补喝一下。”他边说边与我走回他那昏暗的房间（那房间恍若他早年在重庆四川外语学院读研究生时那般昏暗），“补饮”开始了，但我们这最后一次说话——之后虽有几次可数的电话交谈，却再机会无见面——已没有了早年那种相互紧逼分秒必争的说话狂热，说了什么我一句也想不起，只记得喝到麻痹后，我飘然回到自己房间倒头睡去，直至天明。
在我们无尽的谈话中，我还记得些什么呢？是的，他还对我说过，他很喜欢“盲流”一词，他说他最想去做一个盲流，此说特别令我震惊，因我内心从小就一直有一种盲流冲动，但这种“英雄相惜”的思想，即我内心也有的这个想法，却从未告诉过他。后来，我在一本书《淡淡的幽默——回忆契诃夫》（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619页，读到了蒲宁（Ivan Bunin）回忆契诃夫(Аnton Chekhov)的文章，其中他这样说到契诃夫最后的梦想：
是的，据我所知，包括普通中国人极为崇拜的托尔斯泰（Lev Tolstoy），他的死，也是与其晚年毅然出走联系在一起的，流浪——远方——未知——或对永生的渴盼，曾吸引了多少伟人和平凡的人走向流浪之路（后来“垮掉派”也走在了路上，以及大步流星走在流浪之路的莽汉派诗人，更不用说那超现实的“红军长征”了），连伟大的周游列国的孔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亦是一个伟大的盲流，更何况当代亡命日本的胡兰成了。是的，让我再重复一遍契诃夫的话吧：“这样有多好啊！”
那些曾经的流浪与漂泊，那些曾经的风与疯与风，那些空虚滚动的云……在长沙，在重庆，在德国，也在你最后的北京得以完成。而你如同那中了诗谶的俄底修斯，“甚至死也只是衔接了这场漂泊。” （见张枣：《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十四行组诗中的第9首）如今，一切都已过去；很快，图宾根明朗的森林将接纳你（但最终你回到的仍然是你的家乡长沙）：
请休憩吧，我永恒的友人；同时，也请携带上你那一生中最珍爱的汉字——甜（活与死之甜、至乐与至苦之甜）——起飞吧！向东、向东，请你分分秒秒地向东呀！因为：
在我动身去重庆北碚区西南农业大学教书前一周的一个阴雨天（1983年10月的一天），我专程到四川外语学院见我的朋友，也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当时在日语系读研究生的武继平(他后来成了著名的日本文学专家、日本现代诗歌翻译家，现在日本福冈公立女子大学，为中国文学教授)，他那时正在翻译我的诗歌《震颤》。他告诉我，黄瀛教授，他的导师，很赞赏我写的《震颤》，特别惊叹其中一句“明年冬夜用手枪杀死一只野兽”。我觉得很奇怪，一个80多岁高龄的老人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诗，这样的句子。“黄老师年轻时在日本用日语写诗曾轰动日本诗坛。他是日本大诗人白原北秋、草野心平、川端康成的朋友，他整个人就是日本文坛的一员。”听完武继平的介绍，我才明白难怪黄老师会喜欢“明年冬夜用手枪杀死一只野兽”。
有关黄瀛教授，在此多说几句：我后来与他接触很多，所以对他的情况也很关心，不久前读日本诗人宫泽贤治的年表，得到一个消息：1929年2月，宫泽贤治长期卧病在床期间，出生于重庆的诗人黄瀛，《铜锣》同人（《铜锣》为草野心平主持的诗歌同人杂志，宫泽贤治，黄瀛参加），曾前去看望过他。（出处见宫泽贤治著，吴菲译《不畏风雨》，新星出版社，2018，《宫泽贤治年表》，第256页）
仍然在武继平的介绍下，在这天中午我第一次见到了张枣，这位刚从长沙考来四川外语学院的英语系研究生。他从他零乱的枕边或他那著名的“布衾多年冷似铁”（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被窝里，掏出几页诗稿念给我听，那是诗人们习惯性的见面礼，听着听着我心里吃了一惊：这人怎么写得与我有些相象。
我现在已无法记得他当时对我念的是些什么诗了，好象是有关娟娟（彭慧娟）的一首诗《四个四季·春歌》，即献给他曾在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读书时的女朋友的一首诗，此诗一开篇就以一个很强烈的戏剧化情节抓住了我：“有一天，你烦躁的声音/沿长长的电话线升起虚织的圆圈”，里面提到一个意象——电话线以及电话线的圆圈，使我感到十分惊异，我心想他这么年轻（当时还不到二十一岁），却这么大胆地创造出了“电话线”——这一现代性的命名和发现。
而这时他的稿纸有几页又找不到了（这种情况后来常有发生，因此才有了我四处为他找寻诗稿的传言），潦潦草草就结束了朗诵。我很矜持地赞扬了几句，但对于他和我的诗风接近这一点，我不太情愿立即承认，因为对于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一个人写得同我一样好或比我好，而且此人就站在眼前这一事实，我还完全无法接受，也不能立刻反应过来。他的出现，我感到太突然了，有一种被震住了的感觉。潜藏着某种说不清的神秘意味。后来他说这是神安排他来重庆与我接头，如没有这次接头和相遇，很可能我们俩人就不写诗了，因那时我们都已各自陷入某种写作的危机，并且也有另外的事情要去做。
得迅速离开。今后不见他就行了。我的内心在紧急地催促。这次见面不到一小时，我就告辞走了，后来他告诉我，他当时既觉遗憾又感奇怪，这人怎么一下就走了。
这第一次见面，他给我留下这样一个匆忙的最初印象：梦幻般漆黑的大眼睛闪烁着警觉和极其投入的敏感。他当时那么年轻，可我却在他眼神的周遭，略略感觉到几丝死亡之甜的魅影。他的嘴和下巴是典型的大诗人才具有的——自信、有力、骄傲而优雅，微笑漾溢着性感。让我再说一遍：他当时的魅力多么年轻。
我很快就把我和张枣见面的情况告诉了彭逸林（诗人，时任重庆市钢铁工业学校语文教师，现在是重庆大学教授），要他对这位年轻诗人给予注意。但我们三人一起第一次碰面(也是我和张枣第二次见面)一直推迟到第二年三月。在这期间我处理了一些纯粹个人琐事：调动（从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调动至西南农业大学英语教研室）、适应以及安顿。
1984年3月我和张枣正式结下难忘的诗歌友谊……
那是一个寂寞而沉闷的初春下午——很可能就是3月7日或8日，谁还记得准确呢？那就让我放胆说出来吧，就是这一天，3月8日——我突然写了一封信，向年轻的张枣发出了确切的召唤，很快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告诉我他一直在等待我的呼唤，终于我们相互听到了彼此急切希望交换的声音。诗歌在五十公里之遥(四川外语学院与西南师范大学相距五十公里)传递着它即将展开的风暴，那风暴将重新创造、命名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的诗篇——奇迹、美和冒险。我落寞失望的慢板正在逐渐加快。
1984年3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彭逸林熟悉的声音从我家黑暗的走廊尽头传来，我立刻高声喊道：“张枣来了没有?”“来了。”我听到张枣那扑面而来的声音。
这天下午3点至5点，四个人（我、张枣、彭逸林及彭带来的一位他所在学校——重庆钢铁工业学校——的年轻同事）在经过一轮预热式的谈话后，我明显感觉到了张枣说话的冲击力和敏感度，他处处直抵人性的幽微之境，似乎每分每秒都要携我以高度集中之精神来共同侦破人性内在的秘密。可在一般情况下，我最不乐意与人谈论这些话题的。我总是在生活中尽量回避这直刺人心的尴尬与惊险。但张枣似乎胸有成竹地预见到了我对人性的侦破应该有一种嗜好或者他也想以某类大胆的话题来挑起我的谈兴和热情。面对他的挑战，我本能地感到有些不适，我当时已打定主意不单独与他深谈了。吃晚饭时，我就私下告诉彭逸林，晚上让张枣和他带来的那位老师共住我已订好的一间招待所宿舍。如果当时彭逸林同意了，我和张枣就不会有这次“绝对之夜”（见后）的深谈，彼此间心心相印的交流要么再次推延，要么就从来不会发生，但命运却已被注定，彭逸林无论如何不答应我的建议，反劝我与张枣多交流。接下来可想而知，这场我本欲避开的彻夜长谈便随即展开了。
谈话从黑夜一直持续到第二日黎明，有关诗歌的话题在紧迫宜人的春夜绵绵不绝。他不厌其烦地谈到一个女生娟娟，谈到岳麓山、橘子州头、湖南师院，谈到童年可怕的抽搐、迷人的冲动，在这一切之中他谈到诗歌，谈到庞德（Ezra Pound）和意象派，谈到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死本能(death instinct)、里必多（libido）以及注定要灭亡的爱情……
交谈在继续……诗篇与英雄皆如花，我们跃跃欲试，要来酝酿节气（此说化用胡兰成《文学的使命》最后一句：“文章与英雄都如花，我们要来酝酿节气。”参见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27页）。
在半夜，我打开了窗户。校园沉寂的芬芳、昆虫的低语、深夜大自然停匀的呼吸，随着春天的风吹进了烟雾缭绕的斗室，发白的蓝花点窗帘被高高吹起，发出孤独而病态的响声，就象夜半人语。我们无一幸免，就这样成为了一对亲密幽暗而不知疲乏的吸烟者。这一画面从法国诗人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与瓦雷里（Paul Valery）的吸烟形象中转化而来，原文出自梁宗岱所译瓦雷里的文章《骰子底一掷》中一小节，如下：
这时他在一张纸上写下“诗谶”二字，并在下面划出二道横杠；接着他又写下“绝对之夜”和“死亡的原因”，并用框将其各自框住；而在纸页的上方又写来一个大字“悟”。我们的友谊(本该在半年前就开始的友谊，而在这个下午或黄昏又差点停滞不前的友谊)随着深入的春夜达到了一个不倦的新起点。说话和写诗将成为我们频繁交往的全部内容。他在一首诗《秋天的戏剧》第六节中，记录了我们交往的细节：
后来，1999年冬，他在德国为我的《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写下一篇序文《销魂》，在文中他叙说了我俩在一起写诗的日子是怎样地销魂夺魄：
在1983-1986年那段逝水韶光里，我们俩最心爱的话题就是谈论诗艺的机密。当时，他住重庆市郊北碚，我住市区里沙坪坝区歌乐山下的烈士墓（从前的渣滓洞），彼此相隔有三四十公里，山城交通极为不变，为见一次面路上得受尽折磨，……有时个把月才能见上一面，因而每次见面都弥足珍贵，好比过节。我们确实也称我们的见面为‘谈话节’（按：他那时偏爱用弗洛伊德的一个精神分析术语“谈话疗法”即：talking cure来形容我俩这个谈话的节日）。我相信我们每次都要说好几吨话，随风飘浮；我记得我们每次见面都不敢超过三天，否则会因交谈而休克、发疯或行凶。常常我们疲惫得坠入半昏迷状态，停留在路边的石头上或树边，眼睛无力地闭着，口里那台词语织布机仍奔腾不息。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长途奔波，在北碚和烈士墓之间，在言词的欢乐与“销魂”之间，我们真是绝不歇息的奔波者呀。那时还没有具体事件，纸、书籍、写诗、交谈，成为我们当时的全部内容。其情形，每当我忆起，就会立刻想到俄罗斯作家伊万.蒲宁在《拉赫玛尼诺夫》一文中开篇几句：“我是在雅尔塔同他结识的，那天我们曾促膝长谈。像这样的长谈只有在赫尔岑和屠格涅夫青年时期的浪漫岁月里才会有。那时人们往往彻夜不眠地畅谈美、永恒和崇高的艺术。”我与张枣这种动辄就延绵三天的长谈，不仅宛如那（蒲宁说的）浓荫式的俄罗斯长谈（这种长谈可参见我后来写的诗歌《再忆重庆》），也更象东亚或中国古代文人那种“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杜甫：《赠卫八处士》）的秉烛夜谈，那是一种神秘东方的从不惊动旁人的“细论文”式交流（“细论文”出自杜甫《春日忆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那也是一种“高山流水”知音之间的过于专注的交流，因此在这个交流之外，我们暂时不能感到还有任何别的东西存在，而唯有你我之间那不断涌出的话语。
以上情形随着他1986年夏去德国后便结束了。第二年冬（1987）他短暂回国，我们又迎来了一个很小的谈话高潮，他这时主要是以行动而不是说话在重庆和成都刮起了一阵昔日重来的明星式旋风，他似乎更想通过这“风”来荡尽他在德国一年来的寂寞，与此同时我们各自未卜的前程也已经展开，双方难免心怀语境不同的焦虑而有点心不在焉了。
1995年秋冬之际，我们又在成都短暂见了几面，谈的多是些平凡具体的生活、家庭琐事，虽无甚纯粹的诗意，但犹觉亲切和平。再后来，便是两年后（1997），在德国东柏林一个叫Pankow的地方相逢，这一次我们似乎又找回了我们青年时代那“谈话节”般的喜悦。诗人、小说家，如今亦是知名的电影导演朱文应该目睹了我俩当年那种深夜谈话的紧张感，虽看见的仅是一抹余辉，但他是否会惊异于这两个古怪的过于急急说话的人呢？
后来我在契诃夫的一本书里读到一句话“俄国人要过了半夜才能进行真正的、推心置腹的谈话。”我立即想到中国人也差不多是这样。难道不是吗？我和张枣的谈心从一开始就发生在夜半三更的。这正是“昼短而夜长，何不秉烛游。”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我想回避与张枣作这种“俄国式的”深夜长谈，因为这种长谈也潜在着某种危险……只可惜一切都已改变，我们也不可能活在过去那美好的“危险”时光了……
在四川外语学院，凌晨或夜半的星星照耀着一条伸向远方的干枯铁路，我们并肩走着，荡人的春气、森林或杜鹃正倾听我们的交谈。一次，当我们在歌乐山盘旋的林荫道上漫步时,他俯身从清氛的地面拾起两片落叶，随即递给我一片，并说我们各自收藏好这两片落叶，以作为我们永恒诗歌友谊的见证。四年之后（1988年3月9日，又一个早春），他在德国特里尔大学（读博士学位），写下《早春二月》，回忆了这段生活：
一个痛惜时光寸寸流逝的诗人，一个孤独的年轻漫步者，他已来到重庆悠悠的山巅。多年之后（1997年），他真的在德国图宾根森林边缘（当时，他已在图宾根大学任教），写下一首《悠悠》，不过那并非是写他的重庆岁月，而是在回忆中写他十五岁读大学时的良辰美景：“书未读完，自己入眠？”（见张枣：《麓山的回忆》）欧阳江河曾对这首《悠悠》作过几千字的细读，有兴趣的读者可找来一阅。我后来也在一首小诗《长沙》中幻想了十五岁的张枣上大学的情形。
他的声音总是那样柔和而缓慢，在给我的书信中，他说道：
他谈得最多的是诗歌中的场景(情景交融)，戏剧化(故事化)，语言的锤炼，一首诗微妙的底蕴以及一首诗普遍的真理性，后来他将此发展为他的“元诗”理论（参见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 ——中国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他那时正热爱着庞德等人发明的意象派和中国古典诗词，这刺激了我并使我急匆匆地将“历史”和“李白”写入诗中。他温柔的青春正沉缅于温柔的诗篇，他的青春也焕发了我某些熟睡的经验。我的感受一直多于他的技巧（是这样吗？也可能不一定），我曾在另一个春日的下午，在歌乐山一个风景如画的明朗斜坡，对他谈到秋天是怎样在1965年，从一间简陋的教室、从一件暗绿色的灯芯绒开始的：
张枣倾听着我的感受，同时不久便创造出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灯芯绒幸福的舞蹈”（见后）。我们彼此就这样幸福地学习着，我还记得他用整整一个下午为我详细分析叶芝的两首诗《在学童中间》和《驶向拜占廷》。尤其是《在学童中间》，张枣从中学到了许多诗艺，特别是叶芝的面具理论和戏剧化手法，后来他运用得极为娴熟自然。
急进而快乐的四月，欧阳江河来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做现代诗讲演(这种类型的讲演在稍后的1985—1986年曾风糜全国，“非非”领袖周伦佑也曾在“非非”创始的前夜来过此地进行演讲)，我们三人相聚。张枣就在这时读到了让他吃惊的《悬棺》（欧阳江河早期名作），同时在周忠陵（见后）处油印了他的第一本个人诗集《四月诗选》，这是他献给当时正风云际会的中国诗坛的第一份见面礼。
写作已箭一般射出，成熟在刹那之间。这一年（1984）深秋或初冬的一个黄昏，张枣拿着两首刚写出的诗歌《镜中》、《何人斯》激切地来到我家，当时他对《镜中》把握不定，但对《何人斯》却很自信，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两首诗是他早期诗歌的力作并将奠定他作为一名大诗人的声誉。他的诗风在此定型、线路已经确立，并出现了一个新鲜的面貌；这两首诗预示了一种在传统中创造新诗学的努力，这努力代表了一代更年轻的知识分子诗人的现代中国品质或我后来所说的汉风品质：一个诗人不仅应理解他本国过去文学的过去性，而且还应懂得那过去文学的现在性（借自T.S.艾略特的一个诗观）。张枣的《何人斯》就是对诗经《何人斯》创造性(甚至革命性)的重新改写，并溶入个人的当代生活与知识经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种对现代汉诗的古典意义上的现代性追求。他诗中特有的“人称变换技巧”的运用，已从这两首诗开始并成为他写作技艺的胎记与指纹，之后，他对这一技巧将运用得更加娴熟。他擅长的“你”、“我”、“他”在其诗中交替转换、推波逐澜，形成一个多向度的完整布局。
毫无疑问，张枣一定是被诗经《何人斯》这三个字闪电般击中，因而忽获得某种神秘的现代启示。我是谁？我到哪儿去？这本是张枣一生都在反复追问的主题……
在我与他的交往中，我常常见他为这个或那个汉字词语沉醉入迷，他甚至说要亲手称一下这个或那个（写入某首诗的）字的重量，以确定一首诗中字与字之间搭配后产生的轻重缓急之精确度。就这样，这些“迷离声音的吉光片羽”（张枣：《悠悠》），这些蓦然出现的美丽汉字，深深地令他感动流连，其情形恰如胡兰成《论张爱玲》中一段：
另外，诗经《何人斯》开篇四行对张枣《何人斯》的触动尤其重要，且引来一晤：
这劈头一问，那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呀？也正是张枣每时每刻都在揪心叩问并思考的问题，他的诗可说是处处都有这样的问题意识，即他终其一生都在问：我是哪一个？张枣的这首《何人斯》也是从当前一问：“究竟是什么人？”一路追踪下去，直到结尾“我就会告诉你，你是哪一个”。如此追问，可想而知，他为何特别着迷于呈现或侦破诗歌中各个人称在故事铺开、发展后的彼此关系及其纠缠；而《何人斯》中，你和我紧紧纠缠的关系及故事，正是诗歌在元诗意义上的关系与故事。这又可从张枣写于1990年的一首诗《断章》最后三行中得到明证：
《镜中》的故事亦是如此，它在两个人物（我和她）中展开，并最终指向一个戏剧性的遗憾场面。“皇帝”突然现身，张枣对此稍有迟疑，我建议他就一锤子砸下去，就让这一个猛词突兀出来。勿需去想此词的深意，若还有深意的话，也是他者的阐释，而写者不必去关心。为了震吓这个世界，诗人有时会故意用这类突兀词来刺激读者，使之如临冷水浇背。同理，为了故意制造某种震惊性场景，并以此来与该诗悔意缠绵之境形成张力，“皇帝”出现得非常及时。而其中那“一株松木梯子”最为可爱且有意思。可以想象，如果只是“一架梯子”将是多多平乏，少了诗意。“一株松木梯子”这个意象，我以为是全诗的细节亮点，既富现代感性，又平添了几许奇异的古典性色泽。那平常之物——松木梯子——似中了魔法，经过诗人的点金术之后，变形为奇幻的意象。此意象又最能证明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所说，伟大的作家都是魔法师。
那时，当我着迷于象征诗时，张枣却偏好意象诗，这一区别，尤可玩味。需知，象征就意味着浪漫、暗示、间接及主观；而意象则是古典、明晰、直接与客观。众所周知，庞德对古典汉诗也极为着迷，其实他是对汉字作为表意文字这一意象所代表的另一种文明着迷，他曾说过：“与其读万卷书，不如写出一个意象。”如今中西诗人都已达成了这一共识，即意象诗是一切诗歌写作的基础，无论哪个民族的诗人都可以诗歌写作中意象的优劣为标准进行同场竞技，一决诗歌之高下。而意象诗尤似中国语言文字学中最基础的科目——小学，小学是一切中国学术的根本，它包含了对字形、字义、字音的研究。以此类推：一个人若想考察一个人的诗歌写作水平如何，就应首先看他写来的一首小小的意象诗水平如何，一个连意象都写不到位的诗人是不适合写诗的。只有当他过了意象关之后,他才可以天马行空、任意驰骋，这时无论他写什么,哪怕写大白话,都无碍,因为他已有了那扎实的意象底子垫着。而张枣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意象诗的高手了,他写出的一流意象诗非常多，勿需一一枚举，仅这首《镜中》，我以为，便足可成为现代中国意象诗的翘楚。
至于这首小诗的意义，如今我们当然懂得，不必过度阐释。《镜中》只是一首很单纯的诗，它只是一声感喟，喃喃地，很轻，像张枣一样轻。但这轻是一种卡尔维诺说的包含着深思熟虑的轻。这轻又仍如卡尔维诺在《论轻逸》中所说，是“一种倾向致力于把语言变为一种像云朵一样，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像纤细的尘埃一样，或者说得再好一点，磁场中磁力线一样盘旋于物外的某种毫无重量的因素。……对我来说，轻微感是精确的，确定的，不是模糊的、偶然性的。保尔·瓦雷里（Paul Valery）说：‘应该像一只鸟儿那样轻，而不是像一根羽毛。’”（按：瓦雷里此说尤指轻中之重，而非真的轻若鸿毛，我认为这轻与重之间的讲究与辩证法仅仅是说给那些懂得轻的诗人听的）
说来又是奇异：湖南人自近代以来就以强悍闻名，而张枣平时最爱说一句口头禅：“我是湖南人。”那意思我明白，即指他本人是非常坚强的。有关“坚强”一词，他曾无数次在给我的来信中反复强调，不必一一寻来，这里仅抄录他1991年3月25日致我的信中一小段：
但这内心强悍的湖南人总是轻盈的。奇妙的张力——轻盈与强悍——他天生具有，《镜中》最能反映他身上这一对强力——至柔与至刚——所达至的平衡，那正是诗中后悔的轻叹与皇帝的持重所化合着并呈现出的一个诗人命运的（轻与重的）微积分呢（“命运的微积分”这一说法出自纳博科夫的一个观点）。另外，《镜中》还应该被理解为是《何人斯》之前一首轻逸隽永的插曲。它在一夜之间广为传唱的命运近似于徐志摩和戴望舒那易于被大众接受的《再别康桥》及《雨巷》。这婉妙的言词组成的原子（按：“正因为我们明确知道事物的沉重，所以关于世界由毫无重量的原子构成这一观念才出人意表。”卡尔维诺《论轻逸》），这首眷恋萦回的俳句式小诗，在经历了多少充实的空虚和往事的邂逅之后，终于来到感性的一刹那，落梅的一刹那，来到一个陈旧而神秘的词语——“镜中”。
我还记得我当时严肃的表情，我郑重地告诉他：“这是一首会轰动大江南北的诗……”他却犹虑着，睁大双眼，半信半疑。《镜中》除了它必然轰动的命运外，它也是张枣赠与这个世界的见面礼，见面礼不能太困难，太复杂，一定是刚刚好，但也需要一点与众不同之处，这些，张枣都机缘巧合地在这首诗中做到了。所以，这首诗的读者面注定会广大无边。
他在后来写的《秋天的戏剧》中，以上所说那种细巧精密的“人称变换技巧”达到了另一个丰富的程度。全诗共八节，除前三节和最后一节是写“我”与诗中其他人物的关系与故事外，中间四节分写了四个人（两男两女，皆有原型，在此不赘），这四个人恰似演员的表演，在“我”的带领下，在一个舞台上演“秋天的戏剧”。
紧接着，《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将其诗艺更推向一个高峰，人称的变之游戏——这一游戏卞之琳生前玩得烂熟——在此诗中呈现得更为天然，更为出神入化，简直就成了张枣的拿手好戏。该诗从她到他，作者思路很清晰，需知，一舞者必伴一欣赏者或参与者。前一部分的“我”，是以男性为主导讲述的故事；后一部分的“我”，则是以女性为主导讲述的故事。此诗正是这两层眼界，第一部分是以男性为中心，张枣以男主角的口吻说话；第二部分则以女性为中心，张枣又以女主角的口吻说话。如此书写阴与阳,真是既讲究也平衡。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运用互为主体性来进行书写。当然这种写法也表现出张枣雌雄同体的后现代写作风格，即他不是单面人，而是具有双向度或多向度的人。
张枣的戏剧化手法，即人称在诗中不停地转化，像极了卞之琳，同时也是向戴着各种面具歌唱的叶芝(W.B. Yeats)学习的结果。张枣对艾略特（T.S.Eliot）的“非个人化理论”及叶芝的诗相当熟悉，尤其是叶芝，他从中学到了很多，譬如叶芝的《在学童中间》（Among School Children），他就对其结构、音乐性、虚与实的演绎技术等，进行过反复细腻的精研。在此又顺告读者，张枣用字比我更加精致，此点颇像卞之琳；而在用字的唯美上，我则始终认为他是自现代汉诗诞生以来的绝对第一人，至今也无人匹敌。
读者特别要注意，张枣几乎所有的诗都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常是他者但有时也是自己），即一个具体的倾听者，他常常会以他的幻美之笔，将这个或那个他生活中的人物写入他安排妥贴的诗歌场景中，这正是他念兹在兹的“情景交融”——我们先人最严守的古典诗律。从此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张枣是如何为他笔下的人物进行美容化妆的，他在诗歌中运用着他的美学魔法。这又应了纳博科夫在《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中一段话：“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一个作家（按：当然也以此来看待一个诗人）：他是讲故事的人，一个教育家和魔法师。作家集三者于一身，但魔法师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他之所以成为大作家，得力于此。”（参见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三联书店，1991年，第25页）
而他在1986年11月13日写于德国的《刺客之歌》，演员被最大限度减少到二人。在此，他若一个沉静的导演绝对掌控着诗中人物的表演。首先，他把自己的形象出神入化地平均分配给了刺客和太子。两副面孔——两种语气——两个相同的命运（指共同复仇的命运及任务）——太子与刺客，在一片素白的河岸为我们上演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惊骇场面，一首小诗被委以重任并胜任了极端的时间。
故事就这样开始了：那刺客仿佛染上了乡思的烦躁，坚决要去赴那一片血光，舟楫在叮咛、酒与剑已必备、英俊的太子向我们走来、热酒正在饮下…………语调就是态度、就是信仰、就是决心。幻觉中，作为导演的张枣这时也挺身而出，代替了故事里的主角——刺客，其实，他也就只手翻新了历史中的一个画面；如今，张枣年轻的影子已驻立在画面中，以“另一张脸在下面走动”（《刺客之歌》），任“历史的墙上挂着矛和盾”（同上）。我第一次(接着是好多次)读到这首诗时，诗中的每一个言词似乎都在脱颖而出，它们本身在说话、在呼吸、在走动，在命令我的眼睛必遵循这诗的律令、运筹和布局。多么不可思议的诗意，三个人物（刺客、太子、张枣）在如此小的诗歌格局中（而非大诗中）充溢着无限饱满的心理之曲折、诡谲、简洁、练达，突然故事贯穿了、释然了，一年又一年，一地又一地，诗人当前的形象终于在某一刻进入了另一个古老烈士——刺客——的血肉之躯。
此诗当然亦可从另一番深意出发予以阐释，张枣正以此诗“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场景来自喻他在德国的境况：“为铭记一地就得抹杀另一地/他周身的鼓乐廓然壮息”（同上），不是吗？2006年4月，他在接受新京报记者刘晋锋采访时，就说过：“我在国内好像少年才俊出名，到了国外之后谁也不认识我。我觉得自己像一块烧红的铁，哧溜一下被放到凉水里，受到的刺激特别大。”
在德国，鼓乐已遽然壮息了，但与此同时，他又迎难而上，假以诗中“刺客”的命运及任务来暗示或象征他自己身在异国的诗歌写作的凶险命运及任务：“那凶器藏到了地图的末端/我遽将热酒一口饮尽”（同上），其中那“地图的末端”，表面看去恰似张枣年轻时喜爱的诗人里尔克（Maria Rilke）《这村里》开头二句：“这村里站着最后一座房子，/荒凉得象世界的最后一家。”（梁宗岱译）但境界却完全不同了，张枣翻手便将这世界尽头的西洋式“荒凉”写得汉风熠熠，既惊险又惊艳。另，以上所引这些《刺客之歌》的诗句还让我想到他曾对我说过的不止一次的话：“我知道我将负有一个神秘的使命。”（此句出自张枣1988年7月27日给我的来信）那将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使命呀！诗人的决心下得既艰难又绝决，为此，他的眼前只能是矛和盾。
考虑到张枣研究者及热爱他的读者没有见过此诗的原文，他在中国唯一出版的一本薄薄的诗集《春秋来信》（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3月）也未收入此作，在此，我特别从其手稿里寻来，亲录如下。另外说一句：这首诗也是张枣的父亲很喜欢的一首诗，他常常会在一些场合朗诵这首诗，并认为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张枣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诗人。
1984年秋，是张枣最光华夺目的时间，从《镜中》开始，他优雅轻盈的舞姿（也可说一种高贵的雌雄同体的气息）如后主（李煜）那华丽洋气的“一江春水”姿意舒卷，并一直持续到1986年初夏（之后，他远赴德国）。而这时他又写出了多少让我们流连的诗篇，仅举一首《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去德国之前，写于重庆的最后的杰作！）就足以令他的同行们望而却步，还不用说他后来所写的更为繁复幽微之诗，譬如《云》（1996）。在《云》中，他对他的儿子张灯，同时也是对他自己，说出了最富启示性的话语：“在你身上，我继续等着我。”。从而探索并回答了什么是一位中国父亲那可泣的未竟之抱负，个中心曲与自省，令人再三涵泳。
话再说回来，单从他重庆时期所写下的诗篇，敏感的诗人同行就应一眼见出他那二处与众不同的亮点：一是太善于用字，作者似乎仅仅单靠字与字的配合（那配合可有着万般让人防不胜防的魔法呢）就能写来一首鹤立鸡群的诗歌，为此，我称作者为炼字大师，绝不为过；二是作者有一种独具的呼吸吐纳的法度，这法度既规矩又自由，与文字一道形成共振并催生出婉转别致的气韵，这气韵腾挪、变幻，起伏扬抑着层层流泻的音乐，这音乐高古洋气、永无雷同，我不禁要惊呼他是诗歌中的音乐大师。
在此，我要快递出一个结论：张枣这些诗最能对上T.S.Eliot的胃口，即他的名文（如今早已成了天下文人的“老三篇”）《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味口。我的意思是说：张枣的诗既是传统的，又是具有个人才能的，它完全符合T.S.Eliot那条检验好诗的唯一标准：“这个作品看起来好象符合（按：指符合传统），但它或许却是独创的，或它看起来似乎是独创的，但却可能是符合的（按：指符合传统）。我们极不可能发现它是一种情况，而不是另一种情况。” （T.S.Eliot：《传统与个人才能》）的确，一件所谓的新作品如仅仅是符合传统，“那就意味着新作品并不真正符合；新作品就算不上新，也就不成其为艺术品了。”（同上）因此，好作品的标准必是既传统的又独创的，二者须臾不离，难分难舍。那么，我们又如何去践行这一标准呢，这便直接去到卞之琳那句老话吧：“化欧化古”；或闻一多所说的，中国新诗“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而张枣正是“化欧化古”的圣手，同时亦是写意象的圣手，其手腕恐怕只有小说中的张爱玲或可略略上场来比一比。
《镜中》、《何人斯》等诗，也迎合了他不久（1986年）写出的一个诗观，这诗观又与T.S.Eliot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完全匹配，即：“必须强调的是诗人应该加强或努力获得一种对过去的意识，而且应该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继续加强这种意识。”（同上）张枣这个诗观正是对此“过去意识”，即传统精神的孜孜呼应；同时，在他的艺术实践中，他也完全遵循这一“意识”：
历来就没有不属于某种传统的人，没有传统的人是不可思议的，他至少会因寂寞和百无聊赖而死去。的确，我们也见过没有传统的人，比如那些极端个人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不过他们最多只是热闹了一阵子，到后来却什么都没干。
而传统从来就不尽然是那些家喻户晓的东西，一个民族所遗忘了的，或者那些它至今为之缄默的，很可能是构成一个传统的最优秀的成份。不过，要知道，传统上经常会有一些“文化强人”，他们把本来好端端的传统领入歧途。比如密尔顿，就耽误了英语诗歌二百多年。
传统从来就不会流传到某人手中。如何进入传统，是对每个人的考验。总之，任何方式的进入和接近传统，都会使我们变得成熟，正派和大度。只有这样，我们的语言才能代表周围每个人的环境、纠葛、表情和饮食起居。
如是，他着迷于他那已经开始的现代汉诗的新传统试验，着迷于成为一个古老的馨香时代在当下活的体现者。1988年7月27日，他从德国特里尔来信告诉我：
在此，他间接批评了中国文学中有些文人，由于功利目的太强，从而导致其作品的现实感过于贴近当下的俗事了。他在我的印象中基本没有任何世俗生活的痛苦，即便有，他也会立刻转换为一种张枣式的高远飘逸的诗性。他的痛苦的形上学：仅仅是因为传统风物不停地消失，使之难以挽留；因为“少年心事当拿云”（李贺：《致酒行》）的古典青春将不再回来，又使之难以招魂。他的这种纯粹天生诗意的感发对于我当时的心情（指我当时与之相比，却显得现实了，远不如他纯粹）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来自烈士墓的风尽是春风，他在这春风中成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的楷模(至少在当时，在重庆)，那时，四川外语学院和西南师范大学有两个忘记了外部世界、交往十分密切的诗歌圈子，前者以张枣为首(其中包括傅维、杨伟、李伟、文林、付显舟)，后者以我为首(包括郑单衣、王凡、刘大成、王洪志、陈康平)。他在这两个圈子里欢快地游弋，最富青春活力，享受着被公认的天之娇子的身份，而且南来北往的诗人也开始云集在他的周遭。在当时的四川诗歌界，尤其是在各高校的文艺青年心中，张枣有着几乎绝对明星的地位。他非常英俊，1983年的英美文学研究生，二十二岁不到就写出了《镜中》、《何人斯》，而且说话的声音韵律有一种令人啧啧称羡的吸引力，他那时不仅是众多女生的偶像，也让每一个接触了他的男生疯狂。他在重庆度过了他人生中最耀目的三年（1983-1986），那三年岁月可用王维一首《少年行》来总括：
谈话节般虚幻的快乐。光阴——聚首——抒情——启迪。我们那时唯一拥有的就是时间。时间真是多得用不完，而且似乎越用越多，越用越慢。这正是适合于我们的诗歌时间，“时间是节奏的源泉。每一首诗都是重构的时间。”（Joseph Brodsky）的确，诗人的一生只能是沉醉于时间的一生。但很快，新的节奏插了进来。1984年秋冬之间，疯狂的公司或协会扫除了一切“虚度光阴的聚会”（借自诗人陈子弘所写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在这一年冬天，吴世平成立了一个协会——重庆青年文学艺术家协会。至今我还记得我和张枣去参加过的唯一一次会议的情景，那热气腾腾的场面好像又让我重新回到了1981年广州青年文学协会成立时的同一场面。大家似乎都急于做事，做什么事？“苏维埃刚刚成立，很忙……”我轻声对旁边的张枣开了一句玩笑。而张枣却被吴世平说话的声音所吸引。他在审美。二十五年后，他在一篇文章（他生命中最后一篇文章）《枯坐》中，还意犹未竟地回忆了当年这一幕：
有关这个重庆青年文学艺术家协会的相关趣事，感兴趣的读者还可参读赵楚写的一篇文章《悼张枣：我们爸爸的聚会在散场》，在这篇文章接近尾声时，赵楚回忆了与张枣二十多年后在北京的重逢：
我当时却对这个协会相当陌生，直到1985年3月初，才首次感到它的作用（其实是吴世平一个人的作用），北岛一行（包括马高明和彭燕郊）应吴世平的邀请来重庆，其目的是为了与重庆出版社商谈出版《国际诗坛》杂志一事。
一个春寒料峭的雨夜，彭逸林与傅维陪同北岛和马高明来到四川外语学院张枣昏暗零乱的宿舍。北岛的外貌在寒冷的天气和微弱的灯光下显出一种高贵的气度和隽永的冥想。这形象让张枣感到了紧张，他说话一反常态，双手在空中夸张地比划着，突然发出一阵古怪的笑声并词不达意地赞美起了北岛的一首诗（北岛随身带来的近作中的一首），应该是《在黎明的铜镜中》，看来张枣还是具有迅捷的眼力，这的确是北岛当时那批近作中一首最富奇境的优雅之诗。可在那匆忙的第一次见面中，这首诗其实是最不好谈论的，它需要在一个只属于这首诗的特别气氛中才能慢慢细致地谈起。接下来，张枣也开始行一个诗人通常的见面礼，拿出《镜中》等诗歌给北岛看。“这诗写得不错。”北岛当即赞扬了这首《镜中》。张枣受到了鼓励，逐渐恢复了平静。如下叙述省去，有兴趣的读者可直接读我的另一本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的相关部分。
时间在1985年的孟春，的确加快了它的步伐。在西南农业大学校园后面一个具有乡村风味的山坡上有一座孤零的农舍，二楼已作为周忠陵的打印室。周是一个特别的人，样子长得不像中国人而像东欧人，他从小患过小儿麻痹症，造成左腿残废，走路有点瘸，他当时是一个自学青年，私下拜青年美学家苏丁之父为师，一边靠打字为生，一边学习美学。此外，他狂热地喜欢诗歌，他从认识我之后，接交的朋友几乎全是诗人，如李亚伟，廖亦武等，多得无以计数。一天，我和张枣、周忠陵在这里闲谈、谈着谈着我们决定创办一份诗刊。说做就做，我拟出一个诗歌目录，张枣很快译出荣格的《论诗人》，欧阳江河寄来文章，周忠陵亲自打字。《日日新》度过了一个个美的疲劳，达到一本书的境界。在“编者的话”中，我写下这份杂志命名的经过：
这种以技巧的态度来对待诗歌的创新精神是我们当时对诗歌的一致意见。第一期(也是最后的一期)我们有意采取了一个较为保守的面貌，以《镜中》开头，确立一个抒情诗的主调。为此，张枣在《维昂纳尔：追忆似水年华》一诗中，将其中的“你”全部改写为“汝”，至今看来，这个字有一点拗口，而当时我却赞成这个“汝”字。
同年10月30日，在张枣提议下，庞德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在重庆图书馆二楼举行，张枣专门译出了庞德的《诗章》一些片断。
事件频出的1985年随着庞德纪念会的结束而画上了一个句号。新的阳光照耀，我和张枣怀着某种神清气爽将进入下一个（1986年）自由的孟春，诗歌之鸟跃跃欲试，拍动双翅，准备重试歌喉，好运气也赶来凑一个热闹。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在黄彦的宿舍随意翻阅一本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学史》，其中一段谈论中国古代东汉时期有一些道士被称之为望气的人，其实是指望云的人，他们通过登山望云可以预卜凶吉，厉害的算卜者可以望到几百公里外将要发生什么事变。云层在望气的人的眼里变幻莫测，一会儿呈现兽形云块，一会儿成为皇宫云块……据记载当时有一望气高人曾望到过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曾在布衣时被囚于一间牢房，他本想策动当时的皇上，去那里冲走刘秀正在蕴集的帝王气，但后又放弃此想法。就连范曾也在鸿门宴前夕登高，望过刘邦之气并告知项羽刘邦帝王之气极盛，不可小看。但项羽却充耳不闻，酿成后来的大祸。这些闪烁不断的历史片断，加上这关键的出人意料的四个字“望气的人”——它看上去分外新鲜刺激虽然其实很古老——我当即感到一首诗正在形成。就在当天，在这个春雨刚过、风和日丽的正午时分，我一口气写成了《望气的人》；接着，又随手浏览一本宋词选，在读完一条相关注释后，乘兴写出了另一首诗《李后主》。
望气是中国的专利吗？然而早在1888年，契诃夫在俄罗斯也望过气，譬如他望见的空中云彩是如下一番样子：“一块云像一位修道士，另一朵云则像一条鱼，第三块云又像一个缠头巾的土耳其人。”（见契诃夫短篇小说《美人》，《黑衣修士，契诃夫小说选》，花城出版社，1983，第106页）1889年呢，契诃夫继续望气（望云）：“一朵白云酷似凯旋的拱门，一朵白云宛如一头狮子，另一朵则恰似一把大剪子……”（出处同上，《古谢夫》第230页）而在俄国诗人曼德尔斯塔姆看来，空中的云就是“黄金在天空舞蹈”。真巧，正是这句诗使他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法国诗人自“我喜欢云……我喜欢行云……”的波德莱尔以来，看云的高手更是层出不穷……譬如勒内·夏尔眼中的天空看上去就单纯得像一只学生书包（见何家炜翻译的勒内·夏尔诗选《遗失的赤裸》，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第140页《爪》）。
不爱说话的黄彦对这两首诗大为激动，不停地猛抽他心爱的黄平香烟。当我们正余兴未尽地谈论此诗时，张枣突然从四川外语学院来到我家，他来通知我他将与一位美丽的德国姑娘达玛结婚（达玛当时是四川外语学院德语系教师，张枣与其相识非常偶然，是因为“非非”诗人杨黎的引见，其中故事在此就不多说了），而“望气的人”一下把他原来的思路打断了。他以少有的惊奇反复打量我突然的“发明”。
并非完全独自研习诗艺，我们也常常陶醉于彼此争胜的试验与改诗的快乐之中。有好几次，我们决定用报纸上的新闻来写诗；还有一次，我们看到了彭逸林重庆钢铁工业学校的教师宿舍的白墙上有两行文字：“注意关灯，节约用电。”他便执意邀我以这八个字（各自）写一首诗。改诗也在我当时诗歌核心圈子形成风气。张枣争改我的诗，我也争改他的诗，既完善对方又炫耀自己，真是过眼云烟的快乐呀！而我是赞成改诗的，我也十分乐意别人改我的诗。张枣就彻底改动过我《名字》一诗的最后一节，尤其结尾二行，就直接是他的手笔，现引来一观：
“名字”既是在回答着、也是在追问着一个古老的命题：我是哪一个？敏感的读者，如诗人江涛就读出了这层意思，她说“读《名字》，又不期然想起《何人斯》……”的确如此，仅“名字”一词便可当场勾起张枣那“何人斯”般的问题意识，随手将此探问稍作变化植入我诗的结尾之中，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不是吗？从《名字》最后一节，你就能完全看出张枣那特有的最拿手的技术——人称变换及角度转动——在我诗中的自然联接。
另一次，他还为我一首非常神秘的诗取了一个相当精确完美的名字“白头巾”，他一下就抓住了此诗恐怖的气氛与主旨。可想而知，他对我那时的人生处境及诗歌语境是多么熟悉。时至今日，我仍旧认为诗人之间相互空谈技术理论，还不如直接动手改正一首诗中存在的问题。最好的修改是在他者（即对方）的诗歌系统中——这里指每个诗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声音节奏及用词习惯，而修改别人的诗首先就必须进入别人的习惯——进行的（这是最有益的技巧锻炼，同时也学到了别人的诗艺），而不是把自己的系统强加于别人的系统；最好的修改不是偷梁换柱的修改，是实事求是的修改，是协助对方忠实于对方，使其书写更为精确。这也是诗人间最完美的对话，关于此点，张枣在其写于1987年《虹》中的四句解说，尤其能体现他那种对他者的同情之理解：
按中国的说法：“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凡人、四十岁的老不死。”当时的张枣只有二十四岁，正值才子年龄，锐气和理想都趋于颠峰，还未进入平凡、现实的三十岁，潦倒、暮气的四十岁更是遥遥无期，但他对自己的形象却有相当提前的把握了。他很清楚地知道他是作为新一代高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出现的，这种形象的两个重点他都有：一是烂熟于胸的专业知识配备、二是轻松自如的人生游戏。尤其是第二个重点，使他的日常行为表现得极为果断成熟，对于像我这样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他甚至应该是超级的早熟，他的青春正适得其所，而不像我那代人的青春期被一再推迟，成熟得很晚。这里，我将以几句话来讲一个有关张枣的真实故事：一天深夜，当我在他太脏的斗室谈起一个我的女教师朋友时，他突然很肯定地说：“你信不信，我会让她几分钟内迷上我。”我当时听了，颇不以为然，赌气似的，就让他去一试身手，其结果可想而知，他就这样送上了对我的承诺。但另一点他又与我一样，而不同于其他一些年轻诗人，他一开始就喜欢今天派的作品，尤其是北岛和舒婷，即便他并不像他们那样写(这或许来源于他那“传统”的诗观吧)。
他的气质从某种角度说又是旧的，甚至是保守的，但这是他的赏心乐事，也是他自认为先锋的乐事；他有时比我还要旧，他早在二十二岁时就深深懂得了真先锋只能在旧中求得，此外，绝无它途，而我及其他人却要等很多年之后才能真正恍然大悟个中至理。后来，我见过他的一些访谈文章，他仍沉浸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浪漫理想中，是一个天生的八十年代的怀旧者。对于眼前的新世纪，他有一种恍若隔世的陌生感，深陷于内心并不示人的孤寂中。这种因知音稀缺而产生的孤寂感，早在1988年1月18日，他就在一首诗《云天》里，悲欣交集地抒发过，如下录来此诗的第一节和最后一节：
我常常想，如果可能的话，他也许愿意成为李渔式的享乐主义者，带着他的诗歌梦在明媚的江南、在清朝穿梭云游。不是吗？如我开头所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已一头扎进生活之甜里，在美酒与美食中流连忘返。即便如此，我依然坚信，他最后的身体力行，仍昭示着另一个真理：
诗歌之鸟已经出发，带着它自己的声音。张枣的声音那时已通过重庆的上空传出去了，成都是他诗歌的第二片短暂的晴空，接着这只鸟儿飞向北京、飞向马克思的故乡德国。一只鸟儿，孤独而温柔，拍动它彩色的翅翼投入广大的人间，那幸福是多么偶然……天空是多么偶然……
今天，当我们再一次面对当年这位不足二十二岁(当时离他生日还差二个月)就写出《镜中》、《何人斯》、《苹果树林》、《早晨的风暴》、《十月之水》，以及稍后，即二十三岁半时，又写出《灯芯绒幸福的舞蹈》、《楚王梦雨》的诗人来说，张枣所显出的诗歌天赋的确是过于罕见了，他“化欧化古”、精美绝伦，简直堪称卞之琳再世，但在颓废唯美及古典汉语的“锐感”（锐感一说借自叶嘉莹论宋词诗人吴文英的一个观点）向现代敏感性的转换上又完全超过了卞之琳，而且，需知，他当时才仅仅22-24岁呀，以如此年轻的形象，就置身在了超一流诗歌专家的行列（指现代汉诗范围内），又简直可说是闻所未闻（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直到今天，我仍难以相信并想象他已离我而去的事实。我依然对他满怀信念，耳畔老响起他早年的一小节声音：
他或许已完成了他在人间的诗歌任务，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干脆以一种浪费的姿态争分夺秒地打发着他那似乎无穷的光景。新时代已来临，新诗人在涌现，他在寂寞中侧身退下，笑着、饮着，直到最后终于睡去……对于他晚年的饮食起居及诗艺思考，我暂不做过多评论，在此仅引来他人生中最后一段文字以启发我们的联想，且看看这位旷代诗歌奇才（“奇才”一说借自北岛论张枣的一个观点“张枣无疑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奇才”）的最后愿景是何等的轻逸而美丽：
但一切都没有等得及，那“悠远的”时间似乎刚开始就结尾了。但我此时仍笼罩在他那年轻影像的幻美之中，我要说的是：极有可能由于他的早逝，由于这位杰出的诗歌专家的离场，我们对于现代汉诗的探索和评判会暂时因为少了他，而陷入某种困难或迷惑，张枣带给我们的损失，至少目前还无法评估。
2010年3月10日——4月19日于成都
2019年9月——2020年2月再次修订
第3050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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