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卡拉扬和其他人

三个戴着硬礼帽的男人
在基辅中央火车站前——
长号，手风琴，萨克斯风——

在这十月的夜晚，
两列火车间踌躇的烟雾里，
在灾难与灾难之间：

在疲倦的人群面前演奏，那些人
全然入神地咬着他们温热的波兰饺子
然后等待，等待着

动人心魂的旋律，破烂
如他们的外套，油污
又如他们的帽子，而如果您在那里

站在一群醉汉、老兵、扒手
中间瑟瑟发抖，
您也会同意我说的话：

萨尔茨堡、拜罗伊特还有米兰大剧院
比起这基辅火车站
也不会，不会高明太多。

1995

作者 / [德国]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
翻译 / 肖蕊

Für Karajan und andere

Drei Männer in steifen Hüten
vor dem Kiewer Hauptbahnhof –
Posaune, Ziehharmonika, Saxophon –

im Dunst der Oktobernacht,
die zwischen zwei Zügen zaudert,
zwischen Katastrophe und Katastrophe:

vor Ermüdeten spielen sie, die voll Andacht
in ihre warmen Piroggen beißen
und warten, warten

ergreifende Melodien, abgetragen
wie ihre Jacken und speckig
wie ihre Hüte, und wenn Sie da

fröstelnd gestanden wären unter Trinkern,
Veteranen, Taschendieben,
Sie hätten mir recht gegeben:

Salzburg, Bayreuth und die Scala
haben dem Bahnhof von Kiew
wenig, sehr wenig voraus.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1993年，冷战结束后不久，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为《明镜周刊》撰写了一篇题为《关于内战的展望》的长文，在文中写下了这样的预言：

“今天的这些内战是否开启了这样的前景，是一个很大的疑问。直到最近，在去殖民化和冷战的时期，内部冲突都伪装成革命起义、民族解放斗争或世界大国的代理战争出现。只有到了1989年，这个时代于结束后，它们才露出了本来面目。它们不再需要外部力量的推动，似乎是自发地、从内部被点燃。

……意识形态的外壳已经荡然无存。外国的干涉、国家的主权、真正的信仰——所有这些都已经被证实了不过是幌子而已。这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已经开始。

……在当前的内战中，所有的合法性都消失了。暴力已经摆脱了所有意识形态上的理由。

在一本旧书中，可以读到下面的话：——“世界上可能从来没有缺少过仇恨；”——“但是……（现在）它已经在所有公共事务中成长为一个决定性的”——“政治因素”——“……仇恨无法真正集结在任何人和事上：”——“它发现没有人会”——“对此负责——既不是政府，也”——“不是中产阶级，亦不是国外的”——“各种势力。它就这样渗入了日常生活的所有毛孔之中”——“并得以向四面八方传播，得以”——“呈现出最奇妙，最不可预测的形式”——“…… 在这里，每个人都与其他人为敌，其中最首要的是与”——“他的邻居为敌……”——“现代大众与暴民的区别在于“——”无私和对于自己的” ——“福利不感兴趣……无私，却并非善良，”——“而是一种感到自己无足轻重的”——“感觉，一个人的自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被另一个取代的感觉……这种自我彻底丧失的现象”—— “，这种玩世不恭或者”——“无所事事的漠不关心，大众用这种方式”——“迎接自己的死亡，这出乎人们的意料……他们”——“忍受着”——“健全理性和判断力的彻底丧失之苦，以及”——“最基本的自我保护本能的”——“同样彻底的失败。”

……据说，屠杀持续不断地到处发生，人们在挨饿，被驱逐，被折磨，被强奸，而你们却袖手旁观，什么都不做，继续过你们的日常生活……这不是一个无声的指责，而是一个非常雄辩的指控。它针对的是各国政府，但也针对地铁上的那个女人，针对大国和小民。

毫无疑问，我们都成了旁观者。这是我们与过去的人们不同的地方，他们如果自己不是受害者、肇事者或目击者的话，就只能听到些流言、或黑或白的传说。过去，人们只能通过道听途说来了解那些发生在其他地方的事情。

迟至20世纪中叶，公众对他们那个时代最严重的罪行仍然所知极少，甚或一无所知。希特勒和斯大林用尽一切手段来为他们的罪行保密。大屠杀是帝国的秘密。灭绝营里没有电视摄像机。

相比之下，今天的杀人者很乐意接受采访，媒体也很自豪能出现在杀戮发生的地方。内战变成了一部电视连续剧。记者履行的只是他们的报道义务；他们向我们无情地展示着——正如他们所说——事态状况是怎样的，而评论员则贡献着必要的愤怒。

但不可避免的是，这个指责会与另一个潜意识里的信息混杂在一起。它说的是，恐怖是平常之事，不可想象的事情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那么为什么不会在此处呢？每个警察都知道模仿犯罪者的样子。它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因素。在这方面，媒体——无论这是否符合其意愿——始终是在为他们所报道的罪行进行宣传。

如果图像报道里的恐怖没有把你变成一个恐怖分子，那么它就会把你变成一个偷窥者。这样一来，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永久性的道德勒索。因为只有那些被置于目击者的境地的人才会成为这个问题所责备的对象，即他们所做的事与展现在他们面前的事相背。这样一来，所有媒体中最位堕落的电视就把自己提升为了道德权威……”

彼时，欧洲还沉浸在冷战结束的喜悦之中，恩岑斯贝格尔的预言未免显得过于悲观。但如今，当我们回顾这流血战争此起彼伏，从来不曾真正平静过的三十年时，特别是当我们此刻通过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它们可比恩岑斯贝格尔谴责的电视“堕落”多了）注视、围观正在经历着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一场战争的乌克兰时，我们也许不得不承认，恩岑斯贝格尔是对的（虽然他所说的可能超前了一点）：我们的世界正向着无意义的混乱与暴力狂奔而去，这一切早已开启，没有人——不论是你我这样的普通人还是掌握权力的大人物——可以将它扭转。

从这个角度上讲，所谓和平，不过是战争与战争，灾难与灾难之间的一次喘息，短暂、稍纵即逝。而且最糟糕的是，它降临时带来的甜美气息是那样的易散，很快就会化为日常生活中令人疲惫厌烦的油污与烟火味儿，被我们这些有着超越了历史上绝大多数人的幸运才得以生在和平年代的人们忽视，甚至厌弃，毫不在意地丢在一边，任它碎裂。

然而和平终究是可贵的，哪怕我们在和平的日子里常常遗忘这一点，哪怕绝大多数和平的日子不过是通勤路上的奔波，是KPI无法完成的压力，是和家人争吵后的烦躁，是辛苦的、疲惫的、沮丧的、普通不过的一天，它仍然是那样，那样的可贵。

因为这样一个平凡的日子中仍然暗藏着许多美好，只要它们还在，就证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依旧在正常运转，我们就还无需直面毁灭与死亡的深渊。

就如同基辅火车站前面那三个衣衫破旧的普通乐手，虽然他们所演奏的音乐比不上一流音乐家的表演，但这音乐同样令人陶醉，同样安慰人心，同样具有与生具来的美的力量。

而现在处于战火之中的乌克兰人，又会愿意付出多大代价，换回这音乐，换回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基辅那疲惫而破败的一天，换回那温热的饺子，那老旧的列车，那烟雾缭绕的火车站，换回那疲倦的人群，那些醉汉、老兵、扒手，那看着这一切弹琴的人们……